生活在南宁某叉烧包铺,老板娘指着一笼说这笼刚出笼,皮最软
六月廿九老板娘掀起竹笼盖的时候,白汽像一朵云炸开。她说,这笼刚出笼,皮最软。软。她用了这个字。我盯着那团白汽往吊扇的方向散。吊扇转得慢,叶片上积着灰,灰里大概有上个月的叉烧碎末。隔壁桌的老头用筷子戳他的包子,戳了三下,才夹起来。他每天都来,每天坐同一个位置,每天戳三下。大概是一种仪式。人需要仪式,不然日子就黏在一起分不清。蒸汽彻底散尽了。包子排得很整齐,四行,每行五个。褶子捏得认真,像小时候外婆给我扎的麻花辫。但外婆已经不在了。她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冷到水管都冻裂了。我记得裂开的水管在墙角结了一根冰柱,我伸手去摸,手指粘在上面,扯下来时掉了一层皮。疼吗?当时不觉得。事后很久,那个手指一到阴天就痒。老板娘把笼屉搁在搪瓷盘上。搪瓷盘边沿磕掉了几块瓷,露出黑色的铁。她围裙上沾着面粉,左肩的位置,像一个褪了色的胎记。她说,趁热吃。凉了皮就硬了。硬。她又用了这个字。我掰开一个包子。叉烧的油渗进面皮里,那一圈是深褐色的,像被雨水洇湿的旧信纸。
信。我已经很久没写过信了。上次写信大概是三年前,写给在温哥华的阿明。写了一半就停了,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时窗外也在下雨,雨打在铁皮棚顶上,咚咚咚咚,像有人在敲我的脑壳。后来那张信纸被我折成了一只纸鹤,放在窗台上。风吹走了。也好。咬下去。皮确实是软的,软到牙齿陷进去像陷进一团雾。老板娘站在柜台后面看手机,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蓝莹莹的。她大概在跟谁聊天。嘴角有一点笑,很淡,淡到随时可以消失。她男人在里间剁肉,刀落在砧板上有节奏,咚。咚。咚。像心跳。但比心跳慢。比我的心跳慢。我忽然想起昨天在公交车上看见的那个小女孩。她趴在妈妈腿上,用指尖画车窗上的雾气。画了一只猫,猫耳朵歪歪的。车子一颠,猫就糊了。她愣了一下,然后咯咯笑。笑声很脆,像咬碎一颗冰糖。我那时想,她大概不知道这只猫再也回不来了。但这样也好。知道得太多人就老了。老板娘抬头看了我一眼。她说,够不够?
要不要再来一个?我摇头。她没再问。她从来不多问。这大概是为什么我喜欢来这儿。不用解释。不用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坐在包子铺里发呆。不用解释为什么手里攥着一个包子却半天不吃完。不用解释。人活着要解释的事情太多了,多到嘴皮子发麻。窗外有电车叮叮当当过去。阳光把电车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从窗玻璃上一划而过,像一道叹息。我剩下的半个包子已经凉了。皮果然硬了。硬得有点硌牙。但我还是一口一口吃完了。老板娘把空笼屉叠起来。竹篾摩擦的声音沙沙的,像风吹过甘蔗林。小时候我家后面就有一片甘蔗林,风吹过去,哗——哗——我跟阿明躲在里面偷吃甘蔗,啃得满手黏糊糊的。他问我,你以后想做什么。我说,想做一个不用说话的人。他说,那不可能。后来他去了温哥华。后来我来了南宁。后来我们都不再问问题。我把钱压在碗底下。老板娘在哼歌,断断续续的,大概是哪个电台放过的老歌。调子不准,但她哼得很认真。门口的风铃响了一下,进来一个穿校服的男孩,书包拉链没拉好,露出一角卷了边的作业本。
我从他身边走过去。外面的天很蓝。蓝得像洗过很多遍的旧衬衫。我伸手摸自己的脸,是热的。包子还在胃里,软软的,暖暖的。但明天再来的话,它就不是这笼了。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