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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千秋:南宁中山公园曾修建过抗战忠烈祠?

2026-06-27 00: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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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老照片：疑似南宁中山公园的烈士纪念碑？

南宁老照片：中山公园祭奠抗日英烈

◎ 邓伯安

去年笔者在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周哥的帮助下，查阅到了一批抗战胜利后封存的档案，里面收集了广西各地县（市）筹备的“忠烈祠”信息。但因国共内战的爆发与山河变易，这批筹备的忠烈祠最终都未能真正落地，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

在这批164页的档案中，除有2页档案未标明县份名称外，笔者共统计到了广西有44座县（市）正在筹备忠烈祠，而在同一座县（市）下的不同街镇，又分有好几个祠庙，细数细分下来，当时广西筹备的忠烈祠数量有将近百座之多。而在八年抗战中，广西前后征兵人数近百万，其中有超过30万人血洒疆场。所以这近百座忠烈祠，映出的是八年抗战广西子弟的家国血泪，是近百万家庭的骨肉分离，天人永隔。每想至此，总觉得这份档案的沉重。164页薄纸却承载了广西30余万子弟逝去的年轻生命。

但最令人唏嘘的是，当年广西筹备这么多的抗战忠烈祠，竟没有一座留传至今，为国捐躯的30余万广西子弟就这样埋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反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安徽，留存下了部分广西部队的忠烈祠。例如河南信阳市商城县陆军第84军忠烈祠。除了供奉84军子弟的牌位外，还有钟毅、周元、庞汉祯等一批阵亡的桂系将领的牌位。此外，安徽潜山市天柱山镇野寨中学校园内也保留有第48军176师的忠烈祠。目前这两处忠烈祠均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广西无而外省有，我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为此，笔者粗略的统计了一下这批档案中的忠烈祠，并按今天的地级市对其进行了分类，列表如下：

民国时期的忠烈祠制度，继承自中国传统“五礼”中的“吉礼”，是国家对牺牲的将士褒扬荣光、缅怀安魂之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对于为国征战而牺牲的烈士，都会为其举行慰灵与安魂的仪式，这便是“祀”与“戎”之间的关系。戎是为国付出，祀则让他们魂有所归。

古人将生命的终结分为“善终”与“凶死”，寿终正寝属于善终，因战而亡便属于凶死。所以那些在沙场上浴血奋战，受刀兵而死，尸骨曝露的将士，其魂魄就会被困在阵亡的战场之上，日夜重复着临死时的痛苦，久而久之就会怨气加重，执念加深，无法自行往生，从而成为孤魂野鬼。孤魂野鬼聚集过多，就会造成阴气加重，容易引发地方灾害，进而惊扰到生人。这也就是为何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你无法安顿烈士的英魂，其就会让天地失衡，进而动摇国本。祭祀的目的，绝不仅仅只是纪念或怀念，那是生与死的传递，是阴与阳的轮回，是人与鬼的契约。

坐落于台湾省台北市的圆山忠烈祠，是民国忠烈祠制度的完整体现，亦是对中华传统精忠报国精神和英烈文化的传承。

为此，“赏死事，恤孤寡”就成为“祀”的延伸。所以祭祀从来都不是只为了死人而做的事，其是为了让生人活得更好。那些为国尽忠的英烈，除了给到优厚的封赏与名誉，他们的遗孤遗孀也要得到相应的体恤。同时还要将战死的英魂引回家乡，堆上坟冢给其有一处安身之所，并建立祠堂化解其怨念，供奉香火让其得以超生。这样，那些战死的英魂，除了不会变成影响生人的怨鬼外，还会转化为护境的英灵，地方的守护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宁的城隍神苏缄，他就因抗击交趾保卫邕城而死，日后便化身为邕城的守护神。这也就是历朝历代官府会进行招魂慰灵、建墓立祠、春秋祭祀的原因所在。

所以古代便有“登高呼名招魂”一说，在战场的遗址上收敛曝露的遗骸或遗物，树立白色的引魂幡，一边反复呼喊死者姓名，一边用铃铛引导孤魂脱离战场，让其附于遗骸或遗物之上，将其带回家乡，埋入坟冢墓葬中。使其“魄”能够入土为安，落叶归根。并再建立祠堂，让其“魂”能有所归，位列祖灵，便不会危害阳间。

而这一登高的做法，在日后便逐渐演变为重阳祭祖、登高远眺的风俗。

湖南衡阳的南岳忠烈祠，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忠烈祠。

中国古代已知最早为阵亡将士立祠的是唐代贞观年间，太宗为东征高句丽而战死的将士慰灵，在幽州（今北京）建立了“悯忠祠”，又称悯忠寺（即今北京法源寺的前身），进行供奉与超度。此后宋、明、清接连出现了由朝廷表彰而建立的祠堂，如怀忠庙、表忠祠、昭忠祠、褒忠祠等。

清雍正二年（1724）首创昭忠祠，并于雍正六年（1728）先在北京设立，此后向全国各地大规模推广。在此之前，历代为阵亡将士设立道场进行群体性祭祀，是比较少见的，大多是修建佛寺、供奉佛像进行超度。哪怕有以祠堂形式进行纪念的，也多为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祠。但从清雍正开始，昭忠祠除了供奉地位、职衔比较高的王公、大臣、将帅之外，那些“偏裨士卒”的牌位也能放入祠中“附祭”，形成群体性的将士纪念和祭祀场所。对于不少底层士兵来说，死后能与贵胄同祀，已是万分荣幸。有利于激励底层士兵奋勇作战、为国效忠。

有清一朝，各地民变不断，内忧外患从未停歇。为此，入祀昭忠祠的英灵数量与日俱增。此后，入祀条件更进一步放宽，战死的、病亡的、有功的，只要符合为国尽忠，都可入祀。清代昭忠祠对阵亡将士的纪念和表彰，深深影响了后世对英烈的祭祀活动。此前笔者曾在《揭开尘封的记忆：细数那些被人遗忘的南宁烈士纪念碑（重订版）》一文中探讨了清末民初，西方纪念碑如何传入中国，并与传统祭祀英烈相结合，形成民国独特的烈士纪念塔（碑）与忠烈祠的制度。

位于今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的清代昭忠祠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时期依然沿用清代昭忠祠的制度。1924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先烈祠，祭祀辛亥革命、护法战争牺牲的党员军人，是忠烈祠最早的雏形。直至1929年二次北伐胜利的前夕，4月21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忠烈祠条例》，首次在全国层面确立“忠烈祠”制度，废除清代的昭忠祠。规定中央、省、县三级均需设立忠烈祠，入祀范围包括北伐、护国、护法、辛亥革命、前民革命志士等阵亡人员。每年春秋二祭。由官方主导，统一祭祀仪轨。其实整套忠烈祠的制度，从等级、流程、标准、祭时上看，完全借鉴和继承了清代的制度，只是将封建王朝的忠君思想改为了维护现代国家主权完整、服务人民的宗旨。

忠烈祠制度颁定不久，1931年抗日战争随即爆发，原有的条例不足覆盖因抗日而阵亡的烈士，为此国民政府不得不完善忠烈祠的法规，将抗日阵亡将士列入奉祀核心。1943年11月7日又颁布《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战时阵亡将士入祀忠烈祠办法》，要求前线、后方每县均需修建忠烈祠；阵亡官兵由部队登记造册后，逐级上报核准，制作牌位入祠。而忠烈祠的建筑规格，则由祠、碑、亭、坊所构成，形成标准化的礼制空间。而祭祀仪式除了保留礼拜、献花、读祝外，剔除封建祭祀常用的少牢或太牢，加入象征国家主权的国旗、国徽、党旗、誓词等，完成了由封建祭祀向现代化国家的改造。

空白档案疑似为南宁忠烈祠？

上文中笔者提到，在这164页档案中，有2页档案未标注县份名称。而这2页中，有1页（下图1）疑似为南宁忠烈祠的信息。从图中可见，档案中的忠烈祠地址选在“中山公园”，营建的时间为“民三十三年”，即1944年。而档案中最关键的信息在左侧两栏，第一栏为“已否举办何种事业或改作其他用途，及改变之状况与年月”，下面填写为“民三十三年二月（1944年2月）曾作为县卫生院使用”。第二栏为“保管或使用机关对本祠庙处理或改善意见”，下面填写为“全座既由本院（指卫生院）使用，专负保管责任，然以本院修建费支绌，故祭殿及祭亭拟由县拨款，并派员修建，以蔚壮观而达众望”。在上述内容中，笔者提炼出的重要信息有三点，即中山公园、卫生院、祭亭。

图 1，疑似南宁的忠烈祠档案

南宁中山公园最初是洋关码头的商埠花园，专给南宁海关外籍职员和洋行的外商们游乐赏玩之用。此后逐步开放，1926年后改建为公共休闲公园。新桂系执政时期，南宁中山公园内建了不少具有纪念性的建筑，这点笔者在《揭开尘封的记忆：细数那些被人遗忘的南宁烈士纪念碑（重订版）》一文中已有一一列举说明。中山公园的位置即在今日的“广西区直属机关第一幼儿园”（以下简称“区直一幼”）和一部分的广西军区内。

据笔者好友“夜莞瞳”的介绍，民国时期的南宁卫生院（或称“南宁省立卫生院”），即今天桃源路6号的“广西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区医院”），其前身为民国时成立的广西建设研究会。1936年底广西省会复迁桂林后，广西建设研究会也跟着一同迁去了桂林。而原在民权路104号的广西省立医学院则搬迁至此。1938年起，由于日军频繁空袭南宁，出于安全起见，1939年广西省立医学院也北迁桂林。1940年底南宁光复后，因为没有大型的公立医院。1941年便在今桃源路6号的省立医学院旧址上成立了“南宁卫生院”（又称南宁省立卫生院）。从下图2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出版的“邕宁县（南宁）城市图”可知，卫生院与中山公园仅隔一条马路。今天区医院的侧门（2号门）便正是对着区直一幼正大门的，可见二者距离非常近。

图2，民国三十六年（1947）地图，与档案所记录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在时间上相距不远。里面清楚的标注了卫生院与中山公园的位置关系。

当时日军虽然已经退出南宁，但依然时不时的进行空袭，造成南宁市区房屋大量被毁，众多军民伤亡。南宁卫生院便承接医疗救治。但因卫生院床位有限，医护工作者人手不足，需租借或征用卫生院周边的房屋或场地。中山公园作为临近卫生院的公共场地，自然成为卫生院临时征用的地方。

而今日坐落在区直一幼内的“第十六集团军桂南会战阵亡将士纪念亭”（以下简称“红亭”），原本是在中山公园内的抗日纪念亭，距离区医院也不足百米。多年来，笔者一直好奇、疑惑这座纪念亭的建筑方位与搭配。按民国的礼制建筑要求，碑（塔）、亭、坊三者是标配，例如南宁昆仑关战役抗日阵亡将士墓园就是如此，其由南、北牌坊，纪念塔，纪战亭，烈士墓所组成。而区直一幼内的红亭则是一座孤零零的小亭，没有任何建筑与其搭配，这显得很不合理。两年前笔者在《揭开尘封的记忆：细数那些被人遗忘的南宁烈士纪念碑（重订版）》一文中，虽然考证了中山公园内存在的烈士纪念碑，但这些纪念碑没有一个是与该红亭相搭配的。并且红亭修建的时间，我查阅了不少现代出版的南宁书籍，均称建于1941年。但我一直没有查到红亭修建于1941年的原始出处与第一手资料来源，也许是我信息来源有限。直到我看到这份忠烈祠档案我才恍然大悟，档案中的“祭亭”会不会就是指今日区直一幼内的红亭呢？再加上卫生院与中山公园之间的区位关系，我更推测红亭应是南宁忠烈祠的配套建筑。

下图为位于植物路“区直一幼”院内的“第十六集团军桂南会战阵亡将士纪念亭”，又称红亭。亭内镌刻了2200多位为国捐躯的将士名字，还有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的题字。

按这份档案“有无牌位或塑像”一栏的登记，忠烈祠祭殿内供奉“有阵亡将士牌位”，相对应的，忠烈祠祭殿外的祭亭，就应该是刻有阵亡将士的名字或大事记。而这一点恰恰与红亭的情况是一致的。再加之南宁中山公园内有学生军纪念碑、桂南会战纪念碑、抗敌殉难警员纪念碑、桂军阵亡将士纪念碑等，以及日军也将收敛到的阵亡将士遗骸埋在了中山公园内，所以南宁忠烈祠择址建在中山公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民国时期除南宁外，还建有“中山公园”的县份有宾阳县、横县、绥渌县（今扶绥县东门镇）、苍梧县（今梧州市）、桂平县、陆川县、龙州县、靖西县、天等县、平乐县、荔浦县、宜山县。这些县份基本都有档案说明要建设忠烈祠，地址均非设在中山公园内。

而在抗战爆发前，新桂系为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曾将广西各地划分为“卫生区”，卫生院是负责每一专区的主要机构，省立卫生院其实就是“省立医院”，并按甲、乙、丙三等进行分类，南宁、桂林、梧州为甲等省立医院。而省立卫生院多设置在各卫生区的主要负责城市中，如下图3所示，并不是广西每个县份都能有卫生院。

图3，出自《20世纪30年代广西卫生区制度的创制与运作》一文中的统计表。

当然，也有朋友提醒我，档案中的文字写的是“县卫生院”，而地图中显示的是“省立卫生院”，是否不符。对此，笔者认为此处的“县卫生院”并不是“县立卫生院”，而是指开设在县内的卫生院，也即指省立卫生院。上文中笔者也说明了，卫生院并不是每个县都有开设，而是在各卫生区的主要城市开设。所以除了图3中显示的卫生区负责城市外，卫生区下辖的普通县份并未开设有卫生院。这就进一步缩小了符合条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