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6年4月9日晚，广西南宁西乡塘区的街头上演了一场动作戏。一名城管双手扒住一辆正在行驶的快餐三轮车，随车被拖行。视频中三轮车左右摇晃，城管死死不松手。

整段视频看下来，我以为自己在看成龙早期的动作片。那种不要命的，纯靠肉身挂在车外面的特技。区别在于，成龙是为了票房，这位城管是为了一辆卖快餐的三轮车。

我最初觉得这事挺荒唐，一个执法人员，放着对讲机不用，放着同事不叫，选择用自己的身体去拦一辆三轮车。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叫敬业啊。你见过哪个行业的从业者，愿意拿命去完成一次KPI？

然后据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4月11日的通报，执法人员是在"依法劝导过程中"，商贩"突然驾车加速驶离"，执法人员"随即上前管控"，"经劝导后车辆减速停下"。

原来如此。视频里城管扒在三轮车外壳上、双脚离地随车被拖行，通报给这个动作起的名字叫"上前管控"。车辆最终减速停下，通报的表述是"经劝导后车辆减速停下"。我对通报中汉语的使用方式感到由衷的佩服。在这套语言系统里，扒车叫管控，被拖行叫劝导，当事人自行脱险叫执法圆满完成。我甚至怀疑，如果那天城管从三轮车上摔下来磕掉三颗牙，通报会写"执法人员主动结束管控动作并安全着陆"。

通报最后还加了一句："未造成人员受伤。"

这句话才是整篇通报的灵魂。它的潜台词非常清晰：没出事就没有问题。一个人扒在行驶中的三轮车上被拖行，只要最后没死没伤，那就是一切正常。按这个逻辑，俄罗斯轮盘赌只要没打中，也算是安全的娱乐活动。

不过这个通报的命不太好。大概是被看的人太多了，上面又出来约谈。于是有了第二版表态：城管局说"不提倡城管追赶行为，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涉事队员已被约谈。

从"依法劝导"到"不提倡"，中间只隔了一次舆情发酵。你品品这个转变的速度。前一天还是合法合规的执法行为，后一天就"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了。法律没变，事实没变，变的只是围观的人数。

我本来到这里就想收笔了。一个城管扒三轮车，通报写得像小品台词，约谈完也就结了。但我突然想起了几个人。

2006年，北京。一个叫崔英杰的退伍军人，在海淀中关村摆摊卖烤肠。城管来了，要没收他的三轮车。那辆三轮车是他全部的家当，是他从部队退伍后唯一能养活自己的东西。崔英杰拿刀刺死了城管副队长。他的律师在法庭上说了一段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大意是：当一个人赖以生存的财物被没收时，他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崔英杰被判了死缓。

2009年，沈阳。一个叫夏俊峰的小贩在街头摆摊。城管来了，双方发生争执，夏俊峰被带到城管勤务室。夏俊峰说城管先打了他。最后夏俊峰持刀刺死了两名城管。夏俊峰被判了死刑，2013年执行。

2018年，兰州。瓜农王氏兄弟在街头卖瓜，城管副中队长带着十余人来收缴。弟弟患有精神分裂症，争执中先持铁锤击打城管，又持刀捅刺，最终致一人死亡两人重伤。案子拖了将近八年，到2026年1月才判。法院认定"被害方部分人员言行失当，进一步激化矛盾，具有明显过错"。哥哥四年九个月，弟弟七年半。

三个案子，跨越二十年。退伍军人的烤肠摊、沈阳街头的小吃车、兰州路边的西瓜堆。每一个故事的开头都一样：城管来了，要收摊。每一个故事的结局也差不多：有人死了，有人进了监狱，然后大家继续摆摊，城管继续收。

你以为这是历史。你以为二十年了，总该有点变化。

2023年6月，四川内江。六名城管与摊贩冲突，上千市民围堵城管车辆。场面一度失控到公安局长亲自到场喊话。六名城管停职，其中一人被解聘。

2025年7月，深圳龙岗布吉。城管暴力执法，数百摊贩当街抗议，上千人围观。

2025年9月，昆明。政府以"整改"名义关闭夜市，重新招商收费。摊贩与城管和警察对峙了六个小时，现场锅碗瓢盆满天飞。

2025年10月，河南商丘。当地以"大气污染防治"为由关停了最大的夜市，一关就是一百天。多人受伤。

你看，二十年过去了，变化确实有。以前是单个摊贩和城管的冲突，刀对刀，一命换一命。现在升级了，变成了群体事件——上千人围堵、数百人抗议、六小时对峙。规模在扩大，频率在加密。手段从收摊升级到了关停整条夜市。理由也与时俱进，从"市容市貌"进化到了"大气污染防治"。同样的事，换了一件更体面的外衣。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放在一起说？因为南宁这个视频，如果把结局稍微改一改——比如三轮车翻了，比如城管摔下来被后面的车碾了，比如商贩被逼急了做出了什么不可挽回的事——那这个通报的措辞就会完全颠倒过来。"依法劝导"会变成"该商贩暴力抗法"，"上前管控"会变成"我执法人员不幸因公殉职"。

通报这个东西，永远是根据结果来倒推叙事的。没出事，就是"劝导"。出了事，就是"暴力抗法"。

但问题的核心从来没有人在通报里回答过：一个流动摊贩，一辆三轮车，一点占道的烤红薯或者别的什么小生意——这到底触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值得一个执法人员把自己挂在车上玩命？

据公开资料，城管有行政处罚权和部分行政强制措施权，但没有人身强制权。换句话说，你可以开罚单，可以扣物品，但你不能用自己的身体去拦一辆正在行驶的车。你不是交警，你连强制拦停机动车的权力都没有。扒住行驶中的三轮车，这个动作既超出了法律授权，又把自己的安全搭了进去。

但城管为什么这么拼？这个问题没人会在通报里写，我来替他们回答：因为有考核。抓不到就扣分，扣分就扣钱，扣钱就影响饭碗。城管扒三轮车的动力，和商贩拼命逃跑的动力，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怕丢饭碗。

一个怕丢饭碗的人追着另一个怕丢饭碗的人满街跑，追的那个扒在车上随车被拖行，逃的那个慌不择路左右摇晃。这个画面如果被外星人看到，他们一定会困惑：这个星球的生物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互相伤害？

有学者指出，城管追逐与摊贩抵抗，本质是生存权和管理权的冲突。对于小贩来说，生存的权利，自然要大于城市整洁、交通畅顺等公共利益。

崔英杰的三轮车被没收了，他杀了人，判了死缓。夏俊峰被打了，他杀了人，判了死刑。兰州瓜农的西瓜被收了，弟弟杀了人，判了七年半。内江的摊贩围堵了城管车，六个城管丢了工作。深圳的摊贩上了街，昆明的摊贩对峙了六小时，商丘的摊贩扛了一百天。南宁这位商贩和这位城管算是运气好的——用通报的话说，"未造成人员受伤"。

二十年了，每一次冲突结束后，都会有一轮"反思"和"整改"。然后下一个城市、下一条街、下一辆三轮车，同样的事会再来一遍。反思永远是真诚的，整改永远是有力的，下一次冲突也永远是准时的。

流动摊贩在现行体系下拿不到合法身份，城管在现行体系下要完成执法指标。两个被绑在同一条绳子两端的人，拼命往反方向跑。绳子绷得越紧，双方就越疼。但谁也不敢松手，因为松手的那个会先倒下。

我时常想，外国有没有"城管"这种东西。

曼谷街头的小摊每到黄昏便支起来，米粉、烤肉、榴莲、冰镇椰汁，一直摆到三更；巴黎河边的画家支了画架，画一张卖一张；东京的屋台，吃夜宵的白领挤得满满当当。没有哪一个穿制服的，忽然奔过去把三轮车从一个老太太手里扒下来，她跪在地上哭，制服只笑一笑，转身走了。

我便渐渐明白：我们这里独有的，不是小贩，是"不许小贩"的人。

那么这些"不许小贩"的人，究竟在不许谁？我翻过许多新闻，看见他们扒三轮车、掀煎饼摊、砸水果筐、踢人的脸，被掀的有卖菜的老头，有摆地摊的农妇，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从来没见他们走进写字楼，把某位董事长的宾利拦在地库门口；也没见他们冲进会所，把某位老板嘴里的雪茄拨出来。

城管管的，从不是"秩序"，是穷人。

穷人做一点生意，是可以随便被掀的生意；穷人的一辆三轮车，是可以随便被扒的三轮车；穷人的一口饭，是可以随便被踢翻的一口饭。因为富人的生意他们不敢管，也管不到——富人的秩序，本就由他们来维护的。

越南有小贩，泰国有小贩，意大利也有小贩，世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可以摆一张小桌子卖点东西过日子，不必先担心有人来扒他的车。真正畸形的，不是摆摊这件事，是我们这里总有一群人，把不让穷人活下去当职业，把执行这种职业当威风，把威风扛回家时还能说一句"今天又秩序了"。

南宁那辆被扒着的三轮车，它的主人叫什么，恐怕这城市很快就会忘了。

所谓"秩序"，不过是让一些人尽量别出现在镜头里罢了。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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