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柳州这片土地时，空气中弥漫的螺蛳粉香气还未完全散开，我心里更多的是对一场久别重逢的期待。距离上一次见到姐姐，已经过去了七八年。
车子稳稳地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姐姐的笑脸映入眼帘。我一眼就看出，她的精神状态比七八年前好了太多，眼神清亮，笑容舒展，整个人透着一股卸下重担后的松弛。可不知为何，那份轻松背后，又隐隐透着一丝与这座繁华都市不太相符的朴素。
刚上车，我习惯性地随口问了一句：“姐，今天不用上班吗？”
她的回答干脆利落，却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退休了，内退都五年多了。”
我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印象里，她当年可是国企里雷厉风行的中层管理人员，是家里的顶梁柱，怎么会这么早内退？
不等我细问，她轻描淡写地补了一句：“现在退休金，三千八一个月。”
三千八？
这个数字像一道惊雷，瞬间劈碎了我记忆里那个光鲜亮丽的画面。我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七八年前，她和姐夫双职工，都是国企管理岗，一年收入四五十万，家里两套单位房，一套商品房，手里握着一百多万的存款，日子过得安逸又体面。如今，从国企中层到拿着三千八退休金的内退人员，这落差，实在太大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几乎是下意识地就想到了那个唯一的原因——她的女儿。
“那……囡囡现在怎么样了？留学还顺利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提到女儿，姐姐脸上的疲惫一扫而空，瞬间被一种极致的骄傲与光芒取代。她语气里满是自豪，甚至带着一丝炫耀：“在法国读博士呢，物理学博士！现在已经能自己养活自己了，不用我们操心。”
她顿了顿，语气更轻快了：“前几个月我刚去法国看了她，住了一阵子，准备三月份再去一趟。”
物理学博士？我再次被惊到了。这不仅是学历的高度，更是智商与毅力的证明，实在是太厉害了。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我清晰地记得，囡囡初中毕业就被送去了英国。当时我就听说，英国是留学费用最贵的国家之一，那笔开销，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也正是因为这个，我对她家当年的经济状况印象格外深刻。回家后和家人闲聊，才知道他们夫妻当年的底气：年入四五十万，三套房，百万存款。那时候，我凭着职业习惯，在心里默默盘算了一下，光是英美两国十几年的留学费用，保守估计，他们家的现金流撑不了两三年，后续必然会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甚至可能要向亲友举债，而且数额绝对不小。
当时我还和家人提过我的担忧，可家人说，毕竟是远亲，平时走动不多，我们去柳州都是自己住宾馆，最多第一餐饭由他们买单；他们来我们这边，我们也是包吃包住，交情没到可以大额借贷的地步，也就没往心里去。
可现实往往比预想的更残酷。果然，没过两年，就从家人那里听到消息，姐姐打电话来借钱了，用途是给囡囡交美国大学的学费。从英国到美国，一个比一个贵，这个无底洞，终究是把这个曾经优渥的家庭拖入了泥潭。
再后来，就听说她开始兼职卖螺蛳粉。我当时还纳闷，以她的身份，怎么会去做这个？今天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内退了。本想靠着退休金和兼职补贴家用，可偏偏又遇上了疫情，生意难做，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运气差到了极点。
“那现在家里……”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
姐姐叹了口气，语气平淡，却藏不住一丝无奈：“就剩一套房了，其他的都变现了。”
我沉默了。从三套房、百万存款，到如今只剩一套房、三千八的退休金，为了女儿的留学梦，他们几乎耗尽了半生积蓄，掏空了整个家底。
“那囡囡毕业以后，会回来吗？”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姐姐摇摇头，眼神却很坚定：“大概率是不会回来了。”
她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缓缓说道：“我早就跟她讲清楚了，家里就是普通的穷人家，能供她读到博士，已经是我们能力的极限，家产都耗尽了。以后她在异国他乡，路只能靠她自己走，我们帮不上任何忙了。”
这句话，像一根细针，轻轻刺中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晚上回到宾馆，我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平静。
窗外是柳州璀璨的夜景，螺蛳粉的香气似乎还萦绕在鼻尖。可我的脑海里，反复回放着今天的一幕幕：姐姐精神焕发却经济拮据的模样，她提起女儿时那种发自内心的骄傲，以及那句“家产耗尽，只能靠你自己”的决绝。
这是一场多么矛盾又真实的人生啊。
他们倾尽所有，把女儿送上了学术的巅峰，送入了更广阔的世界，自己却从云端跌落，守着三千八的退休金，在柳州的烟火气里过着朴素的生活。女儿飞得越高越远，他们的背影就越显孤单。
这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我想，在姐姐心里，答案一定是值得的。看着女儿成为物理学博士，在异国他乡独立自强，那份骄傲，足以抵消所有的清贫与辛劳。
这趟柳州之行，不仅让我尝到了地道的螺蛳粉，更让我窥见了一个普通中国家庭，为了子女的未来，所做出的最伟大、也最沉重的牺牲。
夜色渐深，我心里五味杂陈，既有对姐姐境遇的唏嘘，也有对这份深沉母爱的敬意。人生的选择，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而亲情，永远是那个最温暖也最沉重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