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
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
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
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柳宗元自注：岭南人市为墟。
汉广飞鸿：
此诗作于柳宗元贬柳州期间。
首联直接点题：从郡城（治所）向南虽是通衢，但当地人的服饰与语言却截然不同，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颔联承首联上句，描写衙署所见：有的峒民用箬叶包着盐巴赶集归去；有的则用荷叶包着饭食前去赶集。因首联上句所言，衙署南边即为通衢，故较为繁华热闹，所以周边会有市集。青箬即箬竹的叶子，因其叶大质薄，常用于裹物。岭南地区老百姓大多居住在山里，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盐，要到郡城集市去买。趁虚即“趁墟”，柳宗元岭南方言称市为虚，赶集。这点在宋代《南部新书》可得佐证，“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已南，三日一市，谓之趁虚。”
颈联承首联下句进一步讲异服殊音“不可亲”之处：峒民用鹅毛缝入毯毡一类的丝织物来御寒，通过鸡骨占卜、礼拜水神来祈祷丰收。因峒人不产丝绸，老百姓多用木棉、茆花、鹅毛做被子，土民家家养鹅，三月到十月收集鹅毛，积攒下来留着冬天御寒用。本联均言峒人与中原人风俗差异。有的注解说峒民拜水神是祈求降雨，笔者认为年平均降雨量在1500ml、处于亚热带的柳州，麻烦的事不是降雨而是水患，拜水神应当是祈求少发洪水。
尾联扣回首联，言作者之愁绪：在公堂上因语言不通而必须多次借助翻译，不如抛弃这身象征文明与身份的“章甫”（官服、礼制），像峒民一样“文身”，彻底融入当地环境。尾联反用《庄子》章甫典。章甫是古代礼冠，以黑布制成，始于殷商而后存于宋，是读书人之冠。另《庄子》曰：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也。
柳宗元在被贬为永州司马的十年间，心境始终处于郁闷状态，常寄情于山水以排遣忧愁，与民众的接触相对较少。调任柳州刺史后，其思想发生了一定转变。他意识到，尽管柳州相较于永州，距离中原更为遥远，地理位置更为偏僻，发展条件更为恶劣，但作为一州之长，与往昔在永州担任司马闲职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此时拥有了政治实权，在这片土地上仍可有所建树。在柳州任职期间，柳宗元致力于兴利除弊、解放奴婢，推动生产发展、开展开荒掘井工作，兴办学校教育、推行文化教化，可谓是殚精竭虑。基于此，不少学者认为，其诗歌中对峒氓的情感已从最初的“不可亲”转变为理解与亲近，甚至流露出“欲投章甫作文身”的融入之意。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要读明白一首诗，要知道它的创作背景，做到知人论世。麻烦的是，此诗创作时间却众说纷纭。
有说作于元和十年（815年）的。这个说法是主流说法，但笔者认为可能性较低，因柳宗元元和十年七月才抵达柳州，初到之时忙于安顿与熟悉政务，短期内难以对峒氓生活有如此深入细致的观察与描写。另外，元和十年赴柳州之前，柳宗元写下了“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的振起之句，不会突然转向颓废。
有说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至元和十二年（817年）间的。笔者认为此说法比较靠谱，此时恰是柳宗元初到柳州后，能够深入民间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时期。
还有说作于元和十四年（819）年的。当年柳宗元已贬谪柳州近5年，身体染病。当年大赦，宪宗在裴度劝说下敕召柳宗元回京，但诏书未到，柳已于当年十一月初八（公历 11月28日）病逝于柳州，享年47岁。故不太可能是此年作品。
或有人质疑，主流观点认为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初赴柳州任职时，便已决心造福当地百姓，甚至不惜“投章甫作文身”，你为什么不认可这个观点？
先审视诗作题目。《柳州峒氓》，其意指柳州的蛮族民众。“峒”在旧时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诸如苗族的苗峒、侗族的十峒、壮族的黄峒等，其后逐渐演变为现今的侗族。《说文说文》释“氓”为“民”。《诗·卫风》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之句，《石经注疏》写作“甿”，“甿”与“氓”相通。《郑注》称“变民言甿，异外内也”，“甿”犹“懵”，“懵”乃无知之貌。《史记·三王世家》亦有“奸巧边萌（氓）”之表述。从上述用法可见，“氓”天生带有贬义色彩，意为贱民。 从题目本身而言，先非赞誉之辞。
其次，首联下句“不可亲”三字，奠定了全诗愁绪与隔阂的基调。如果是积极向上的诗，怎么会用不可亲三个字？
再者，颈联下句所提及的“鸡骨占年”“拜水神”等祭祀活动，若出现于汉族核心区域，会被界定为淫祀而遭到严格禁止。然而，此类活动如今却公然出现在郡衙附近，由此可推知柳宗元内心的愤懑与无奈。如果要写峒民民风淳朴，能写的点有很多，比如峒人能歌善舞，和中原地区歌舞风格迥异，为何偏偏选取“鸡骨占年”“拜水神”这类在中原士大夫看来略显原始的习俗？这背后潜藏的，或许正是柳宗元对“异俗淫祀”的不理解，乃至一丝难以掩饰的轻视。
最后，尾联“欲投章甫作文身”，表面看似是渴望融入，实则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自嘲与愤激之语。这“欲”字，与其说是主动的“想要”，不如说是被动的“被逼无奈”——在“异服殊音不可亲”的环境中，在“愁向公庭问重译”的尴尬里，他感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无助，仿佛自己这身代表文明的“章甫”，在这片土地上竟成了格格不入的象征。
再举例，若一位地处偏远地区的官员致信于你，信中以大量篇幅描述其任职地区的落后状况，结尾处写道：“仁兄，过几日，你便能品尝到我于此地所种之菜。”此时，你会认为该官员是真心热爱这片土地，还是在艰苦环境中权且寻觅些许生活乐趣，以排解内心的苦闷与失落？
实际上，蛮荒区域的少数民族会形成群体与中原王朝展开对抗，在赋税征收、劳役征发、司法事务等方面与官府发生诸多摩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原王朝向来对处于相对落后地区的民众怀有“开化”的使命感，但是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明代的改土归流，一直到清代才基本完成。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作为后盾，更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消融文化差异与族群隔阂。柳宗元身处中唐，其时代背景与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不可同日而语，他个人在柳州的权力与影响力亦十分有限。因此，期望他在短短数年间便对峒氓产生全然的理解与亲近，并主动“投章甫作文身”，恐怕是对历史情境的一种想当然的理想化解读。
笔者推测，本诗是柳宗元在柳州任职中期，面对与峒氓之间难以消弭的文化隔阂、“以夏变夷”失败的颓废、处理政务时的语言障碍，以及身处蛮荒之地的孤独感与失落感的真实写照，其深层仍是对遭贬的愤懑、对自身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甚至是“化蛮”都做不好的挫败感。
此外，本诗之中，颔联与颈联结构雷同，“平头”“摞眼”之组合存在较多诗律弊病。尽管“盐”“饭”属实，“年”“腊”为虚，仍当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