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开行“立法直通车”10周年|“'三官一员'说”(二)吴佳佳警官、陆孟珍法官、华冰霜检察官、翟燕玲司法助理员

我是隆安县公安局屏山派出所教导员，有一个让我更自豪的身份——屏山乡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一名驻点工作人员。回首驻点的日日夜夜，我深切体会到，基层立法联系点使立法这项庄严的工作充满了泥土的芬芳与民生的温度。

我的工作日志上记录着：2024年进站12次，定期走访人大代表，开展法治宣传，调解纠纷4起,参与22项全国、自治区、南宁市法律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工作。这些看似平常的数据，是我履行立法联系点信息员、宣传员、联络员职责的缩影。我的岗位在基层一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倾听”与“传递”。

在走访文化片区时，我倾听农户关于宅基地、承包地的烦心事；在田间地头普法时，我收集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直白的疑问。这些原汁原味的社情民意，都被我仔细记录下来。它们不再是简单的抱怨，而是我向上反馈的一条条鲜活建议。我知道，我传递的声音，很可能就是让某部法律法规更接地气的一个微小基因。

同时，我也是一座“桥梁”。当新的法律法规草案征求意见时，我会结合实际，用最朴实的语言解读条文，让当地群众听得进听得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对《南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修改草案）》《南宁市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修改草案）》征求意见建议时，我根据自身的执法实际，走村串户走访代表、村民，向他们解释两个法规修改的目的、修改的内容，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同时进行普法，让他们不只是被动的遵守者，更是立法过程的参与者。

参与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工作，让我深刻理解到，民主立法不只在会场，更在田野乡间。我很骄傲，我是立法工作中的一根“神经末梢”，感知着基层的脉搏，传递着法治的温度。

2022年7月，上林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三官一员”进站点开展联系代表服务群众工作，让我有幸跨界成为地方立法工作的参与者。

陆孟珍（中）进站点开展联系代表服务群众工作

第一次到站点参加立法调研会，我心里满是忐忑。审判中，我熟悉如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各类法条处理纠纷，可面对一部需要贴合本地实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地方性法规，如何把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条缝隙”转化为可操作的立法建议，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在《南宁市违法小广告查处规定（草案）》立法意见建议征集会上，我结合办案实践，提出草案中规定的“违法行为人经查处机关同意并完成相应社会服务的可以减免罚款”，该条款是否应当明确可减免的比例，以便于统一执法标准，之后大家就这一立法建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那个下午，我的身份第一次从审判者变成了立法参与者，从提出初步立法建议到和大家一起寻找立法共鸣点。通过参与这一次立法活动，我深刻体会到立法不是冰冷的文字堆砌，而是牵连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是法理与情理的平衡。

法官的笔，可以裁决对错。但立法的笔，则能引导社会更加和谐。这段参与立法的经历让我坚信，善治源于理解每一方困境的耐心，源于把法庭上的叹息转化为法规改进的智慧。

作为进驻王灵镇大宁片区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司法助理员，我带着法律专业知识扎根乡村，把专业的法条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让田间地头的朴素诉求成为立法的精准参考。

初到联系点时，我发现村民们有不少“心里话”，却不知道怎么转化为立法建议。有一次，联系点就《南宁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草案）》征集意见时，一位村民抱怨：“村里有人占用公共巷道搭棚，说了好几次都没用，能不能立法管管？”这话里藏着群众对“公共空间治理”的迫切需求，但表述不够规范。我立刻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相邻权的相关规定，用“你家的棚子占了大家走路的地，既影响通行又有安全隐患”的通俗解释，再引导他梳理出“明确村级公共空间侵权责任”“简化基层维权流程”的具体建议，最终这条建议获立法机关采纳。

为了让民意更具专业性，我牵头建立“法律解读+民意梳理”工作机制。在《自治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时，片区不少村民反映“集体资产分红不透明”“外嫁女分红难”等意见。我带着法律条文逐村召开解读会，用方言讲解“集体资产归属”“成员资格认定”等关键内容，再组织村民代表、村干部、乡贤共同讨论。经过梳理，形成了“规范集体资产分红公示制度”“明确外嫁女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等3条专业建议，为立法完善相关条款提供了鲜活实践依据。

进驻以来，我累计协助梳理立法建议30余条，参与普法活动20余场。作为基层立法中的“法律把关人”，我深知每一条建议背后都是群众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