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张本：从平治地下党员到南宁名医的红色传奇
唐建生
在广西南宁的医学史上，张本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人们记得他是南宁市中医院的创始人之一，是著有《南宁药物志》的杏林泰斗，更是擅长妇科、儿科的一方名医。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成为医者之前，他首先是一位战士。他的手术刀，曾是在敌后战场上的武器；他的药箱底层，曾藏着比处方更危险的秘密。
从邕宁县那陈乡的农家子弟，到广西卫生系统的领导者，张本的一生跨越了战乱、变革与建设。他用八十一个春秋，书写了一段“悬壶济世”与“精忠报国”交织的传奇。
1908年，张本出生于广西邕宁县那陈乡龙结村（今属南宁市良庆区）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给他取名“有祥”，字子瑞，寄托着对家族祥瑞的期盼。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七岁那年，他被送进安塞门（今南宁民族路西段）的私塾启蒙。与许多富家子弟不同，年少的张本过早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中学毕业后，为了糊口，他当过酱园的学徒，在酷热的夏天翻动过酱缸；做过鞋店的店员，用细麻绳勒紧过掌鞋的锥子；还在报社干过录事、校对，在铅字架间认识了更广阔的世这些底层的工作没有磨灭他的求知欲，反而让他看到了民间疾苦。特别是那些因贫困而无力求医的百姓，因病痛而呻吟的惨状，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1924年，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十六岁的张本考入了广西省南宁区医药研究所（后称广西省立医药研究所），从此踏上岐黄之路。
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名医刘六桥。刘六桥擅治内、妇、儿科，尤其在温病领域造诣极深。张本如饥似渴地追随着这位恩师，白天抄方看病，夜里苦读《内经》《伤寒论》。老师见他勤奋好学，也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时常对他“面传口授”。这段师生情谊，为张本日后精湛的医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二十六岁的张本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按照当时的规定，他被委任为平治县（县治在今百色平果市榜圩镇）医务所所长。
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年轻医生光宗耀祖的开始。然而，此时的广西，正处于新桂系统治之下，社会矛盾尖锐，革命的火种在地下悄然蔓延。张本带着药箱赴任，除了听诊器和银针，他的行囊里还装着另一重身份——中共地下工作者(就在这一时期，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平治县(榜圩)的崇山峻岭间，张本开始了他的“双面人生”。白天，他是温文尔雅的“张所长”，走村串寨，给穷苦百姓把脉问诊。遇到看不起病的农民，他不仅不收诊金，有时还要倒贴草药。老百姓都说：“那个张所长，心善，医术高。”
而到了夜晚，在昏黄的桐油灯下，他则化身为地下交通员。医务所人来人往，三教九流皆有，正是最好的掩护。他以看病作掩护，传递情报，联络同志，甚至为游击队筹措药品。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一包奎宁、一卷纱布，往往比枪炮还珍贵。张本利用职务之便，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将急需的物资送往山区的革命武装。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每一个夜晚都可能意味着永别。但张本从未退缩。他手中的那把草药，不仅能治身体的病，也成了点燃希望的火种。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张本后来离开了平治榜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于桂林、柳州、南宁等地，为谋生曾在政府部门充任普通职员。
1946年，他回到南宁，在南宁初中（今南宁二中）担任教师和事务主任。虽然离开了医疗一线，但他从未放弃医者的本分。课余时间，他到南宁的“华云善堂”和“真善诊所”坐堂行医。
当时的南宁，卫生条件极差，传染病流行。张本看着那些因霍乱、痢疾而丧命的百姓，心急如焚。他在善堂里几乎是免费看诊，用药也秉持简、便、廉、验的原则。那些达官贵人的宅邸请他，他有时托词不去；但善堂门口那些衣衫褴褛的穷苦人，他一定尽心尽力。
白天教书育人，晚上治病救人。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南宁解放。
1949年12月，南宁解放。对于四十三岁的张本来说，新的时代到来了。
1951年，广西全省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张本已是南宁市中医师公会的副主任委员。他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广西土改工作团，随队奔赴北流县农村。
这一次，他不是以医生的身份，而是以一名革命战士的姿态，投身到这场改变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中。在北流，他不再是穿着长衫坐堂的名医，而是挽起裤脚，与农民同吃同住的土改工作队员。
更重要的是，他把医疗服务带到了田间地头。当时农村医疗条件极差，许多农民一生都没看过“正经医生”。张本背着药箱，走到哪里，诊所就开到哪里。白天参加斗争会、划分阶级成分；晚上在油灯下给农民看病，处理疥疮、疟疾等农村常见病。
由于工作出色，他不仅圆满完成了土改任务，还因为在农村医疗服务中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县、省级奖励，并荣获“土改功臣”奖章。这枚奖章，是对他从地下工作者到新中国建设者身份转变的最好见证。
1952年10月起，张本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兼具医学专业背景和革命资历，他被调任广西省卫生厅，后又到南宁市卫生局中医科，从事中医行政管理工作。
从背着药箱走村串寨的郎中，变成坐在办公室里规划一省一市卫生事业发展的官员。角色变了，但他为百姓解除病痛的初心始终未改。
在卫生局任职期间，张本最关心的就是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他深知，广西地处亚热带，草药资源丰富，民间蕴藏着大量的验方、秘方。如果这些宝贵的财富随着老药工的去世而消失，将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人手，一头扎进了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中。他亲自带队，跋山涉水，在南宁近郊寻找草药，辨认药性，记录功效。在他的主持下，《南宁药物志》第一辑、第二辑相继问世。这套书不仅是南宁第一部系统的地方性药物专著，更为后来的中医药教学和临床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紧接着，《南宁中医药验方秘方集锦》一辑接一辑地出版，竟陆续出了五辑之多。这些书籍凝聚了张本和同行们的心血，将散落在民间的珍珠一颗颗串了起来。他还结合当时除害灭病的爱国卫生运动，编写了《南宁近郊几种除害灭病的野生植物》，既普及了科学知识，又服务了社会需求。
1965年，五十七岁的张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虽然已官至卫生局中层，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根在临床，在病人身边。这一年，他主动申请离开机关，先后到南宁市中医院、南宁市卫生学校、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专职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
回归临床的张本，如鱼得水。他尤其擅长治疗温病（急性热病）。对于广西的气候与疾病，他有着独到的见解：“温病是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四时节气多易发生温热病，均可采用温病方法来诊治。”
在那个抗生素还不普及的年代，面对高烧不退的病人，张本凭借几味草药、一剂汤方，往往能收到奇效。对于妇科的不孕症，他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男要保精，女要调经”，并强调受孕要讲究天时地利，即“择地、养种、承时、投虚”。许多愁眉苦脸多年求子不得的夫妇，经他调理后圆了做父母的梦。
他不仅看病，更看重育人。在医院和卫校，他身边总是围满了年轻人。他教学主张“多启发其独立思考，发挥其所长”。他常对学生说三句话：“不满足现状，要力求上进；做人品德要高尚；对群众要尽力尽责。”这三句话，既是他对后辈的期望，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十年动乱期间，张本也曾受到冲击，但他心胸豁达，始终相信党、相信历史。只要允许他看病，他就绝不放下手中的银针。
晚年的张本，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1985年2月，在他七十七岁高龄之际，这位早在建国前就从事地下工作的老战士，终于再次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距离他最初在平治县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岁月染白了他的双鬓，却从未改变他的信仰。
入党后，张本更加不知疲倦。他身兼数职：南宁市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理事，中医内科分会副主任，医史分会委员，南宁市中医学会常务理事。每一个头衔背后，都是沉甸甸的责任。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心中始终牵挂着一件事——整理恩师刘六桥的遗稿。那本泛黄的《六桥医案》，凝聚着刘六桥一生的心血，也承载着张本对恩师的思念。他每天伏案，一字一句地整理、注释，希望将老师的学术思想传诸后世。
1989年3月，张本在南宁病逝，享年八十一岁。案头上，那本尚未最终完稿的《六桥医案》静静地躺着，仿佛在诉说着两代中医人之间的传承与守望。
回望张本的一生，他既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名医，也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他用听诊器作掩护，为革命传递过希望的火种；在建设时期，他用纸笔作刀，为广西的中医药事业拓荒耕耘；在临床一线，他用仁心仁术，抚慰了无数病患的伤痛。
正如他教导学生时所说：“对群众要尽力尽责。”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八个字的承诺。在平治（平果榜圩）、邕江之畔，在八桂大地，张本的名字，注定将被后人铭记。他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南宁药物志》《验方集锦》等著作，更是一位医者对生命的敬畏，一名党员对信仰的忠诚。
作者简介:唐建生，壮族，广西平果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退役军人。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诗歌网蓝V诗人。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及主流文学平台，多篇作品获全国性征文大赛奖，并入选多部获奖作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