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宁知县周颂声“辞官侍母”回乡孝行

 （作者李家强）“孝行”一词，源于《吕氏春秋》《周礼》等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典籍，是指子女孝顺奉养父母的行为。本文介绍的就是一位清代南宁地方官，向皇太后和皇帝请求辞官，以便回乡奉养病重母亲的孝行故事。

一份清代广西巡抚的奏折

  笔者收藏的一份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北京合成报房印行的《京报》，里面几页泛黄纸笺，承载的是一段跨越百年的伦理叙事。这份由护理广西巡抚丁体常拟定、经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联署，上呈慈禧皇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奏折，以冷静的公文笔触，记录了一桩发生在当时广西宣化县（即今南宁市中心城区）的官场轶事：45岁的广东籍知县周颂声，在仕途顺遂、升迁在即之际，毅然呈请辞去官职，只为返回千里之外的家乡，侍奉病重的八旬老母。

  这个故事，尘封于官方档案百余年，其价值远超一段简单的孝行表彰。它像一把钥匙，无意中开启了几重历史之门：一是个体生命在官僚体系与儒家伦理之间的艰难抉择；二是晚清边陲地区社会变迁与士人命运的微观缩影；三，或许也是最触动笔者心弦的，是它与我个人记忆深处那座名为“南宁”的城池，产生了奇妙的共鸣。这一切，都始于“宣化”二字。

图左为刊登护理广西巡抚丁体常禀告宣化县知县周颂声辞官请求奏折的清代《京报》封面。主题图案为一官员手持“指日高陛（升）”条幅，这是古代官场的祝颂之词，也迎合了清朝官员的共同愿望。

图中右为护理广西巡抚丁体常就宣化县知县周颂声请求辞官事宜，给慈禧皇太后与光绪皇帝所上奏折全文，刊登在用活字排版的清代《京报》上(第一二三四页）

“宣化”的童年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南宁，邕江水蜿蜒流淌，沿江的街巷弥漫着市井生活的烟火气。笔者一家当时住在石巷口靠近邕江的西华街。不远处，便是熙熙攘攘的水街。在水街与博爱街交汇的三岔路口，有一家南宁市食品公司的门店。当时国营食品公司独家经营猪肉及其烧腊制品，还有蛋类等，是南宁市民肉食的主要来源。当年买鲜肉或烧腊肉，都必须提供肉票，只有钱是买不到肉的，而每个人每月发到手的肉票非常有限，当月的肉票用完想吃肉就难了，因为市场不允许私人售卖猪肉，所以食品公司位于水街的门店是周围居民买肉常光顾的地方。公司将这家门店取名为“宣化店”。

  为什么叫“宣化店”？幼时的我懵懂不解，只知道水街也有人称作“宣化街”。由于家父当时是市食品公司干部，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这家宣化店铺门楣上的大字招牌，正是出自父亲的手笔。这层特殊的联系，让我对这家店铺印象格外深刻，去水街买东西时也常经过那里。改革开放后父亲调到市政府工作，我家搬到新民路市政府宿舍，距离水街远了，便很少再去。直至八十年代初，一位食品公司的老同事来家做客，还提起父亲手书的那个宣化店招牌依然悬挂在原处。然而，“宣化”二字究竟从何而来，这个疑问如同一个淡淡的谜题，一直潜藏在我心底，未曾解开。

  1974年起，我到市郊心圩公社明华大队第6生产队插队，期间曾作为“心圩连”知青参与修建邕江防洪大堤。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大学后，学习了许多中医古籍，从而培养了我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毕业后在从事报纸编辑工作之余，开始有意识地收藏一些有确切出版时间的明清古籍，并关注和收集流散于古籍市场的南宁本土历史文化资料。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个童年的谜题终于得到了解答，而答案之悠远，出乎我的意料。原来，“宣化”作为南宁这片土地上的行政区划名称，其历史竟可上溯至隋朝开皇十八年，即公元598年。自此，历经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长达一千三百余年，南宁的中心城区一直以“宣化县”为名。在清代，宣化县是广西省南宁府的府治所在地，是桂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一古老的县名，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 才被废止，为“南宁”所取代。

  那一刻，童年记忆的碎片与厚重的地方史志产生对接。那家普通的食品店招牌，无意中指向的，竟是这座城池持续了十三个世纪的古老称谓。历史的层累，就这样以最不经意的方式，沉淀在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口头称谓里。“宣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店招，而成为连接个人经历与南宁宏阔历史的一条隐秘纽带。也正因如此，当我在浩如烟海的清代文献中，看到“宣化县知县”这个官职名称时，一种格外的亲切与探寻的冲动便油然而生。

清朝时期南宁城区名为宣化县。图为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宣化县知县颁发的纳税收据。收据上方加盖“石埠局”印。

《京报》里罕见的南宁故事

  在叙述宣化县知县周颂声的故事之前，有必要了解承载这个故事的媒介——清代《京报》。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报纸，而是由北京民间报房根据朝廷发布的官方文书，以活字印刷方式编印发行的出版物。其外形为十数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皇帝、王室成员与朝廷大臣的近期活动、皇帝谕旨及大臣奏折等，其中以刊登大臣所上奏折为主。它既为各级官员了解朝政提供了渠道，也流通于市井，是清代中后期一种兼具官方信息性与一定民间传播功能的特殊媒体，堪称研究清代政治运作与社会风情的一手实物资料。

  因其篇幅有限，每期《京报》只能从每日大量的朝廷公文中，择取几篇予以刊载。能被选中的奏折，大多具备以下特点：或事关国家重大军政、财政；或涉及敏感人事任免；或其内容具有特别的道德训诫、社会教化意义。翻阅存世的《京报》可以发现，其内容在地域分布上极不平衡，奏折多出自直隶、两江、川粤、两湖、闽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位显要的省份督抚之手。像广西这样的边远省份，其官员的奏本较少刊登，而其中具体提及南宁府宣化县事务的，更是凤毛麟角，极为罕见。

   因此，要在《京报》中发现关于南宁的故事，犹如沙里淘金。笔者经过多年留意与寻觅，方在光绪二十九年的这份《京报》中，见到了护理广西巡抚丁体常的一份奏折。它所禀报的，并非宏大的军国要事，而是一位地方知县因家事辞官的“私情”。恰恰是这份“私情”所承载的“孝道”极致体现，使其超越了寻常公务，具备了被朝廷宣传机器选中、作为道德典范加以传播的典型价值。这份奏折，于是成为了我们窥探一百二十多年前，一位在南宁任职的官员其内心世界与时代背景的珍贵窗口。

图左《京报》刊登皇帝、皇室成员与军机大臣近期公务活动的报道。

图右清朝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的广西巡抚印。印文为“广西巡抚关防”。右侧两行为汉文篆体字，左侧两行为满文篆体字。

  奏折中涉及的官僚层级，也清晰地展示了清代的权力结构：处在事件核心的是宣化县知县周颂声，作为“亲民之官”，是当时行政体系的末端基石；他的上司广西巡抚，乃一省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全省民政；而两广总督则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军政，位在巡抚之上。清代制度规定，巡抚对下属道、府、州、县官员的考核与任免提议，必须获得该省总督的联署，方可上奏朝廷。周颂声个人的去留抉择，正是被纳入这套严密的官僚程序之中，自下而上，层层审议，最终抵达朝廷权力顶端。

一位宣化县知县的寒窗青云路

  奏折以严谨的公文格式，清晰地勾勒出周颂声四十五年人生中前期的奋斗轨迹。他无疑是传统科举制度下的成功典范。

  周颂声，广东广州府顺德县人。顺德自古文风鼎盛，是岭南著名的科举重地。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他在广东乡试（省级科举考试）中高中第一名，荣膺“解元”。这在科举时代是了不得的成就，意味着他在一省学子中拔得头筹，名声大噪，前途一片光明。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他北上京师参加礼部会试，再传捷报，考中贡士。随后在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此处文档记为“朝考”，实为取得贡士资格后针对翰林院庶吉士及官职的选拔考试）中，他位列一等第三十九名，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职衔。

  “庶吉士”是清代科举精英的顶级出身。新科进士中文学书法优等者，经朝考选拔，方可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称为庶吉士。这相当于进入了国家最高级的人才储备库和官僚培养机构，三年散馆后考核优等者，往往能留馆任职或授予要职，是通向权力高层的捷径，时人视之为“储相”之阶。周颂声的起点，可谓万众瞩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周颂声的实习期结束，面临授职。皇帝最初下旨，拟选其任广西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知县。该年八月初五，他获得了被皇帝“引见”，即进入皇宫面见皇帝并跪奏个人履历的荣宠。之后，主管文官人事的朝廷吏部根据情况，奏请皇帝改选其为广西武缘县（今南宁市武鸣区）知县，获旨“依议。钦此”。周颂声奉旨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正式到任武缘知县，开始了他的地方官生涯。

  在任期间，他通过“报捐”这一清代常见的制度（即向朝廷缴纳银两以获得职衔或荣誉），获得了“同知升衔”并赏戴“花翎”。“同知”通常是知府的副职，从五品或正五品官衔；“花翎”则是象征荣誉的孔雀羽翎，是皇帝对臣子的赏赐。凭借这些资历与荣衔，他被调任为更为重要的宣化县知县，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十八日到任。

   宣化县作为南宁府治，其知县当时被朝廷视为“冲、繁、疲、难”四项条件俱全的“最要之缺”。“冲”指地处战略要冲和交通要道；“繁”指政务繁杂；“疲”指赋税徭役征缴困难，公务疲惫；“难”指命盗案多发，治理难度大。能出任此类“最要缺”的知县，非能员干吏不可。周颂声果然不辱使命，在宣化县知县任上表现优异，从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官员“大计”（每三年一次的对地方官员的全面考核）中，获得“卓异”的最高评语。吏部据此已核准其升任宁明州知州（清代直隶州知州为从五品或正五品，地位高于知县），只待正式谕旨批复。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周颂声卸任宣化知县，正准备赴省城桂林听候新的差遣。一切迹象表明，这位45岁的地方官员，正值年富力强，仕途一帆风顺，即将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家书抵万金与忠孝难两全

  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猝不及防。就在周颂声仕途春风得意之时，一封来自广东顺德老家的急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奏折详述了周家遭遇的不幸：周颂声的母亲梁氏，已是84岁高龄，“年力衰迈，步履维难”，年老体衰，行动不便。原本，家中有长兄周镜钊侍奉在侧，“尚可稍慰亲心”，让远在千里之外为官的周颂声稍感安心。不料，后来其兄与数位亲人“均出外洋贸易”，此后便杳无音信，很可能已“顷于途中”，即在出海贸易的旅途之中遭遇不测，凶多吉少。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其兄失踪后，当年夏天，周母旧患的痰喘咳嗽症，“感受暑风后疾病大发作”。病榻之上，“汤药侍养膝下乏人”，连端汤喂药的人都找不到。更令人心焦的是，老母“衰病之余悬望游子赋归之心日益加切”，在衰病交加中盼望儿子归来的心情日益迫切，以至于“椎胸呼痛，病势日增”。这封染着母亲病痛与思念、带着家族变故阴霾的家书，穿越千山万水，送到了正在准备迎接升迁的周颂声手中。

  我们可以想象周颂声展读家书时的心情。奏折中用“念及母亲困惫呻吟之状，不禁泣下沾衣”来描述。这“泣下沾衣”四个字，力透纸背，是一个儿子在听闻母亲于病苦中孤独无依、深切呼唤自己时，那种锥心之痛与无能为力的愧疚感的集中爆发。奏折将此归结为“鸟哺之私情实难已”，以乌鸦反哺的自然天性，比喻人子奉养父母的伦理之情已难以抑制。

  周颂声站在了传统士大夫人生中最经典的伦理困境面前：一边是病情危重、无人奉养的生身之母，孝道要求他“父母在，不远游”，更遑论“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风险；另一边是寒窗苦读十数载、层层选拔方得来的锦绣前程与朝廷职守，忠君与建功立业的责任同样沉甸甸。是继续留在广西，等待一纸升迁谕旨，履行朝廷命官的职责，还是立即抛弃这一切，回到母亲身边，尽人子之孝？

  奏折记载，他“踌躇再四”，“不敢恋栈忘亲”。经过反复而痛苦的权衡，他最终做出了抉择：不敢贪恋官位而忘却至亲。于是，他毅然向上司提出了辞官回乡、养母送终的请求。这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宁明州知州的升迁机会，中断了本可预见的、或许更为辉煌的仕途。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科举功名是绝大多数读书人毕生的梦想，官位更是实现政治抱负、光宗耀祖的根本途径。周颂声的选择，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官场中，实属异类。若非情之所至、痛彻心扉，断难如此决绝。

慈禧皇太后与光绪帝的裁决

  个人的情感抉择，被迅速纳入清朝庞大的行政审批程序之中。奏折提到，负责管理府、州、县等地方官员的广西布政使胡湘林，会同监察地方官员的广西按察使张鸿顺，向护理广西巡抚丁体常禀告周颂声的辞职请求。丁体常进行了调查核实，结果“查核无异”，确认其母老病、其兄失踪的情况属实。依据程序，他必须与自己的上级——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协商，并获得其联署，方可将此事上奏朝廷。岑春煊是广西西林县人，曾因“护驾”有功而一度成为慈禧皇太后的宠臣，以勇于任事、锐意改革著称，他的联署保证了这份奏折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丁体常在奏折中，以“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的格式，恳请最高统治者裁夺，并请求将此事下发主管文官人事的吏部办理。奏折还体现了巡抚的实务考虑：宣化县知县是“冲繁疲难最要之缺”，职位紧要，按例应从外省选员调补；而周颂声拟升的宁明州知州一职，因吏部虽已核准但皇帝尚未正式下旨任命，故可直接另行选人替补。这两项后续的人事安排，巡抚承诺将另行上奏请示。

  最终，这份奏折送到了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面前。对于一位边远省份知县的个人请辞，最高统治者用朱笔批下了看似程式化、却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六个字：“吏部知道。钦此。”这意味着，朝廷批准了丁体常的奏请，并正式将此事交由吏部办理周颂声的辞职手续。至此，周颂声“辞官侍母”的个人行为，完成了从道德选择到合法行政程序的全部官方认证。

故事的多重维度与历史深意

  周颂声“辞官侍母”的故事，之所以能从海量公文中被《京报》选中刊载，并在百余年后依然引人深思，在于其简单叙事背后所蕴含的多重历史与文化意蕴。

  首先，这是个体德性在制度化官僚体系面前的耀眼闪光。 在高度程式化、以效忠皇权与完成公务为第一要义的官僚系统中，个人的情感与家庭伦理常常被压抑或忽略。周颂声的抉择，展现了在强大的封建制度规训面前，源自儒家伦理核心的“孝亲”观念，所能迸发出的超越功名利禄的强大精神力量。他的“泣下沾衣”与“不敢恋栈”，是冰冷刻板的官方文书里罕见的人性温度与情感流淌，凸显了在“忠君”与“孝亲”发生冲突时，部分士人内心价值的最终排序。

  其次，它折射了晚清岭南地区深刻的社会变迁图景。 周颂声兄长“出外洋贸易”而失踪的细节，并非偶然。晚清时期，广东、福建等地民众“下南洋”或赴美洲谋生已成浪潮。海外谋生虽然可能带来财富，但也伴随着极高的风险，海难、疾病、劳役纠纷等常常导致家人音讯全无。周家的悲剧，是那个时代无数华南侨乡家庭离散命运的一个缩影，揭示了当时一个普通家庭外出谋生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再次，它体现了“孝道”在清朝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清政府之所以迅速批准其辞呈，并使其事迹通过《京报》流传，根本原因在于“孝”是维系皇权统治的伦理基石。清代标榜“以孝治天下”，将孝道从家庭伦理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认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孝是忠的前提。通过宣扬周颂声这样的极端孝行，朝廷旨在向社会宣示其推崇的价值观，教化百姓，敦厚风俗，从而巩固社会秩序与稳定统治。这个故事，是一个生动的道德教本。

  最后，从南宁地方史的角度看，这份记录具有无可替代的微观史价值。 现存关于清代南宁的历史记载，多集中于沿革、战事、灾异、赋税等宏观层面，关于具体在此地生活的官员、士绅、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感与抉择的记录，犹如碎金散玉，极难寻觅。周颂声的故事，详细记录了一位曾在南宁（宣化）担任“父母官”者的出身、科第、仕途、家庭变故及其最终抉择，情节具体，情感真挚。它让历史中的“宣化县”和今天的南宁，不再只是地方志上的冰冷名词，而有了血肉丰满的故事与温度，为我们理解晚清时期南宁地方官员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以及他们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伦理环境，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个案。

历史碎片的余响与追寻

  周颂声辞官之后命运如何？《京报》未有下文。他是否顺利回到顺德？其母病体是否因儿子的归来而好转？他晚年境况如何？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故事在最高统治者朱批“吏部知道”处戛然而止，留给后人无限的感慨与遐想。然而，正是这份留白，让这个基于一份奏折还原的故事，更符合历史的真实状态——大多数古人的生命轨迹，在浩瀚史海中，都只是惊鸿一瞥。

  如今，南宁正在全力推进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推进，不仅在于梳理城市建置沿革、罗列历史名人、保护文物古迹，也在于深入挖掘和阐释那些散落在浩瀚典籍、古物遗迹、乃至民间记忆中的历史细节与文化精神。这些细节与精神，共同构成了一座城市独特的气质与灵魂。

  清代《京报》中这则“辞官侍母”的南宁故事，正是这样一颗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珍珠。它告诉我们，一座历史名城的风骨与温度，不仅镌刻在古老的城墙、庄严的官署、幽深的庙堂之中，也深深烙印在曾生活于此、治理于此的每一个具体个人的选择、情感与命运里。周颂声在个人前途与伦理责任之间的艰难取舍与最终抉择，是“百善孝为先”这一中华核心价值在特定时空下的极致演绎。这份抉择背后，是个体的情感、家族的伦理、国家的规范与时代的浪潮共同交织成的复杂图景。

  当我们将这个一百多年前的故事，与童年记忆中那个以“宣化”为名的食品店招牌联系起来时，历史便完成了一次从泛黄纸页到现实生活的奇妙降落，变得可触可感，可思可忆。挖掘、整理这样的故事，正是为我们的城市寻找其绵延不绝的精神脉络与文化基因。它是在历史的深处，为当下的我们，点亮一盏关于责任、亲情、抉择与人性温暖的灯。这灯光或许微弱，却足以照亮我们来时的路，也提醒着我们，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哪些历久弥新的价值，依然值得我们去珍视、去传承。这，或许就是历史研究最动人的意义所在。

（作者李家强 原《南方科技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