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宜春招商争议之后,地方国资和招商该“躺平”吗?

我以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投不投”，而在于“怎么投”。招商引资正处在从“拼政策”到“拼服务”的深刻转型期，旧模式的教训与新模式的探索，共同构成了我们对招商引资从招引、落地、运营的新思考。

冷静回看，2020年前后的哪吒汽车，确实不是一家“有问题”的企业。2022年它以15.2万辆的销量登顶新势力销冠，成为行业“黑马”。彼时的地方政府想把它引进来，给配套、给投资，从当时的判断看，不能说是错误的。

但问题出在“怎么给”上。

根据央视披露的细节，宜春经开区与合众新能源签订的合同显示，新能源汽车项目总投资50亿元，大部分由管委会负责筹集。宜春市国资委和财政局所属平台公司投资近20亿元收购股权，土地和厂房由当地国企出资建设，花费近3亿元，还提供了十年租金减免、每辆车奖励2万元等优惠。南宁则是在2020年12月就给予了南宁产投新能源项目5.5亿元补助。

这不是“扶持”，这是“包办”。这样的招商，本质上变成了地方的独角戏：企业“拎包入住”，风险全由财政扛。项目一旦失败，留下的是一座空荡荡的工厂和难以追回的国有资产。但我不认为南宁的做法就该被全盘否定——在南宁哪吒产业园附近，比亚迪电池产业园也在同步推进，正借着平陆运河的东风加速发展。

这让我们想起了当年的锤子科技。2017年，成都东方广益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市成华区国资平台）出资6亿元投资锤子科技。彼时舆论一片看好，“成都造”手机似乎近在眼前。但不到两年，锤子科技资金链断裂，成都国资的6亿元投资最终打了水漂。罗永浩个人的“真还传”还了8个多亿，但国资的窟窿至今未平。

回头看，成都投锤子、宜春南宁投哪吒，犯的是同一个毛病：只看了企业的名气，没看产业发展的趋势和企业转型的微妙变化；只算了政治账，没算经济账；只想着“引进来”，没想好“怎么办”、“不敢管”、“管不好”、“如何退”。

值得深思的是，在当时的招商环境下，这种“拼政策”的做法几乎是普遍现象。各地为了争夺好项目，你给补贴我给土地，你免租金我返税收，陷入了典型的“内卷式”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割裂了全国统一大市场，也让地方政府背负了与其能力不匹配的风险。

变化来得很快。

2024年8月1日，《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施行。2025年4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审查标准并正式施行。2025年，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2026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进一步发布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持续强化制度刚性约束。

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过去那种靠“违规补贴”“税收洼地”来吸引企业的做法，在法律层面正式宣告出局。规则变了，招商的模式也必须变。当不能再“拼政策”的时候，地方政府还能拼什么？

答案只有两个字：服务。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从理念到能力的系统性重塑。如果说过去的招商是“钓鱼”——谁给的饵多鱼就上谁的钩；那么未来的招商应该是“养鱼”——谁的水质好、生态好，鱼就愿意在这里生长繁衍。

第一，拼产业链配套。企业选址，看的不是单一政策，而是整个产业链的完整度。合肥之所以能吸引蔚来，不仅因为国资注资，更因为它已经形成了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集群——从电池到芯片、从研发到制造，上下游协同的生态让企业离不开。合肥可不是只有一个蔚来，还有江淮、比亚迪等一大批企业。

第二，拼政务服务效率。 “一网通办”不是装点门面，而是企业真实感知的营商环境。一个项目从签约到投产需要跑多少部门、盖多少章、花多少时间，这些“看不见的成本”往往比显性的补贴更能决定企业的去留。作为政府部门的人，你们是高高在上还是真心服务好企业？

第三，拼要素保障能力。土地、能耗、排放指标、人才供给……这些要素能不能跟得上，是企业能否在本地扎根的关键。防城港依托核电优势发展算力的思路，正是将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典型案例。

值得关注的是，南宁并没有因为哪吒的教训就停下脚步。恰恰相反，2026年1月，一场“广西基金投资项目落地要素对接会”在南宁举办，汇聚了区内外30家专业投资机构、16家科创企业，通过“路演+对接”的双引擎模式，为资本与产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这并非一次孤立的尝试——广西已构建起“1+10+N”基金集群，30家基金管理机构签约认缴规模近600亿元，预计带动投贷联动超1000亿元；南宁市本身更已组成总规模超1000亿元的基金集群，通过基金投资引进包括比亚迪、多氟多等超50家重点企业落地，总投资额超650亿元。从“给地给钱”到“基金赋能”，从“包办到底”到“风险共担”，南宁正在用行动回答那个问题：地方国资不“躺平”，还能怎么干？

合肥模式之所以被称为“风投之城”，并非因为它“敢投”，而是因为它“会投”。从2008年“重仓”京东方，到2016年投资长鑫存储，再到2020年“押宝”蔚来汽车，合肥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投”方法论。其核心经验有三条：

一是“龙头企业-重大项目-产业链条-产业集群”的产业培育路径。合肥不止于投一个项目，而是围绕龙头企业构建完整的产业链，让投资产生乘数效应。

二是“投资-成长-退出-再投资”的循环模式。合肥市已建立政府投资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机制，设计协议转让、收益让渡、国有股权评估挂牌转让等多种基金退出机制，确保国资的可持续运作。

三是在企业困难时“危中救急”的担当。2020年初蔚来面临资金困境时，合肥果断出手投资70亿元。2024年9月再增资33亿元，2025年3月继续增资28亿元，5年累计注资107亿元。当蔚来遭遇产能瓶颈和舆论压力时，合肥没有“割肉离场”，而是继续加码。2025年，乐道L60全年交付6.4万辆，蔚来集团总交付32.6万辆，同比增长46.9%，四季度首次实现单季盈利。合肥国资的坚守，终于迎来了回报。

但合肥并非没有失败过。2009年投资20亿元的鑫昊等离子面板项目，三年亏损超10亿。真正的差距不在于“会不会失败”，而在于“失败后怎么办” ——合肥建立了系统的风险控制机制，包括严格的尽职调查指引、嵌入式的全程监督、数字化的资产管理平台。失败了就复盘、调整、迭代，而不是把失败当成“不投资”的理由。

如果说合肥代表的是“以大项目带动产业集群”的路径，那么连续三年广西经济增长的龙头——防城港则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在没有先发优势的情况下，通过精准定位和服务创新，实现“无中生有”的产业培育。

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自2019年获批以来，聚焦医学、医疗、医药三大领域，依托“沿海沿边连东盟”的独特区位，构建起“东部研发—防城港渠道—东盟、上合应用”的产业生态。2025年，试验区招商引资突破60亿元，医疗器械和传统医药产业集群总产值达50亿元，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它的经验值得深思：没有产业基础，就从“微基础”做起——国际医学创新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区域医药交易（集采）平台、食品安全与营养创新平台，这些基础设施的搭建，为医药企业的集聚提供了“土壤”。

更难能可贵的是，防城港已经开始布局下一程。2025年5月，红沙核电项目三期工程建设全面启动，5、6号机组继续采用“华龙一号”技术，项目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的重大标志性工程。防城港提出了依托核电优势发展面向东盟的算力中心的目标。从生物医药到数字算力，这条路未必平坦，但方向是对的。

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不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更是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倒逼。

未来的招商引资，不能再是“给地给钱给政策”的粗放模式，而应该走向“全生命周期服务”的精细化运营。具体而言，有三个转变势在必行：

一是从“引项目”到“育生态”。不再满足于签一个合同、落一个项目，而是要围绕主导产业构建完整生态——从上游的研发设计到下游的市场渠道，从人才的培养引进到资本的对接退出。企业来了能活、活了能长、长了能带动更多企业来，这才是健康的产业生态。

二是从“包办到底”到“风险共担”。政府投资基金应当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而不是成为企业的“提款机”。合肥的实践证明，科学的尽调、合理的估值、清晰的退出机制，才是国资安全运作的保障。敢投是魄力，会投是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三是从“政绩思维”到“长期主义”。一个产业的培育，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二十年。如果只看任期内的GDP增长、招商数字，就很难真正沉下心来做好产业培育。防城港的生物医药产业用了六年才初见成效，合肥的集成电路产业也是十年磨一剑。没有长期主义的定力，就没有产业培育的厚度。

宜春和南宁的故事，不应该成为地方政府“不敢投”的借口，而应该成为“怎么投”的镜鉴。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不是要捆住地方的手脚，而是要引导地方从“拼政策”的恶性竞争中走出来，回到“拼服务、拼环境、拼生态”的正轨上来。

正如有评论所言，招商引资的终极目的，不是签了多少合同、引了多少项目，而是让企业在本地活得好、长得大、走得远。当地方政府真正成为企业的“合伙人”而非“包办者”，当“店小二”式的服务取代“土地爷”式的施舍，招商引资才能真正从“招伤”回归“招商”的本义。

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但只要方向正确，每一步都算数。

 我是千虑客，一个爱琢磨的金融人。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生活里的小观察，点个关注，我们一起每周多想一步。

      ⬇️⬇️⬇️【往期精彩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