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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老照片:中山公园祭奠抗日英烈

2026-05-09 06:30:29

文：邓伯安

2024年我首次书写《揭开尘封的记忆：细数那些被人遗忘的南宁烈士纪念碑（重订版）》，当时还得到了萧松寿、容杰两位老前辈的大力支持，二人都是黄埔同学会的后人。转眼两年过去，萧老（寿享80）与容老（寿享78）均已驾鹤西去，令人无限感慨。恰逢又是一年四月天，清明时节悼英烈。我愿秉承二老遗志，将南宁抗战史传递下去，以告慰当年为国捐躯的南宁军民。

《南宁战中夺昆仑》

民国·姚伯麟

掩败饰非湘战经，残军犯桂窥南宁。

昆仑夺得如元夜，自古将军忆狄青。

（白话文：日寇为了掩饰其在1939年9月长沙会战的失败，遂想11月率领败军进犯广西，窃占南宁。国军将士以奋勇之姿夺回了昆仑关隘这座天险，怎能让人不追忆900年前宋将狄青在元宵月夜的辉煌战绩）

上月底我收到了朋友发送的一批与南宁抗战相关的老照片，其让我确证一下照片中的内容是否与南宁抗战烈士纪念碑相关。

这批照片出自海峡对岸的（民）国史馆档案，入藏编号008000000380P，隶属于陈诚的文物，卷宗名称为“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工作照片集”。其中第一张照片就是该卷宗的封面——慰问南宁将士及祭阵亡将士。其点明了这批照片的主要内容。抗战中，对南宁阵亡将士的祭奠主要是在1940年底南宁光复之后，每年（1941、1942、1943）均有相关的祭奠活动，这是对阵亡将士最好的纪念，也是对烈士家属最好的抚慰。同时也通过祭奠活动去凝聚人心，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因为卷宗里出现了“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这一机构，故此笔者按图索骥，在关爱老兵志愿者周哥的帮助下，还真就找到了《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慰劳工作总报告》一书。该书的序言就是由陈诚所执笔。据其所言，抗战慰劳会成立之初是由陈诚兼理会务，后因其调防战区，去往鄂西，遂改由谷正刚代理。这也是为何这批照片会被定为陈诚文物的原因。书中对抗战八年的慰劳活动行程做了详细的收录与总结。全国慰劳总会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成立于重庆，“自本会成立以来，数年之间，每遇大小战役，率发动各界人士，踊跃输将，激励士气。”

书中慰劳会第五年（1942）的工作报告里，就提到了要组织前线慰劳团，共分五个团，每团负责一条线路，共有五路。其中第四团就是1942年元月28日由重庆出发，2月7日抵达柳州，2月11日前往南宁（书中第160页），称“（二月）十一日赴南宁，十二日举行慰劳XX集团军大会，向夏（威）总司令以次之著有功勋的将士及民众敬献慰劳品及纪念章，复由邕至桂，经昆仑关时，并在战地致祭阵亡将士，于十四日抵桂林。”但此节内容并未提及慰劳会成员前往南宁中山公园向抗日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此后第六、七、八年的工作报告中，也未再提及前往南宁进行慰劳的活动。由此可见，照片所拍摄慰劳会在南宁的准确时间就是1942年2月12日。此时已过“立春”属于初春时节，与照片中人物的穿着形象一致。和我上文中最初判断的一个时间点相符。

在清楚了第一张卷宗照片背后的信息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三张照片中包含了哪些内容。

第二张照片是在某集训场地进行聚会讲话。照片中，一人身穿长袍马褂站立在主席台前，另一人则身穿军服侧身站立在旁聆听，主席台下则是密密麻麻的士兵。这张照片经南宁关爱老兵志愿者周哥，和南宁老街坊水陈叔的比对，确定其位置便是在原南宁旧飞机场（又称“邕宁机场”）处，远处隐约可见的便是南宁的五象岭。南宁旧飞机场就是今天的大板一、二、三区，其是在飞机场跑道上建立起来的。照片右边侧身站立聆听的军官，通过身形的比对，以及上文中关于第四团来访的行程与目的，笔者认为其是夏威将军无疑。

另据慰劳会第五年（1942）工作报告里“前线慰劳团的人选”记载（书中第159页），“总团长由司法院院长居正先生担任，又聘中央公务人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王用宾，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中央委员刘文岛，主教于斌，社会部次长洪兰友，诸先生分任第一、二、三、四、五团诸团团长。……于斌团长领导第四团，团员是王向辰（文化界）、李俊龙（社会部）、伍智梅（参政会，女）、萧作梁（大学教授）。”所以，照片中站在主席台前讲话的便应是第四团的团长于斌本人了。

于斌（1901~1978），字冠五，号希岳（或野声），出生于黑龙江兰西，祖籍山东昌邑。18岁时进入吉林神罗修道院，后转学至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1924年赴罗马传信大学深造，先后获得哲学、神学及政治学三个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英、法、德等六国语言。1928年在罗马被祝圣为神父，1933年回国后任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1936年被教皇庇护十二世任命为南京代牧区主教。抗战爆发后，于斌响应号召，动员宗教力量参与抗日救国，期间曾8次前往欧美国家发表演说，揭露日寇在华暴行，争取国际同情与援助，并三次面见美国总统罗斯福。

如此爱国的一位宗教人士，却在解放战争时，1949年1月25日被宣布为“战犯”。新中国成立后，于斌先是赴美，后飞台，于1959年在台湾负责辅仁大学的复校工作，并出任复校后的首任校长。1978年1月在参加梵蒂冈教皇保罗六世葬礼时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由此笔者可以明确，第二张照片是在南宁市星湖路大板社区内拍摄，照片中最显眼的两人，左边是于斌，右边是夏威。

第三张照片则是让笔者感到些许震惊，因为照片中所出现的纪念碑，不管是位置、地形，还是样式，均不像此前笔者在《揭开尘封的记忆：细数那些被人遗忘的南宁烈士纪念碑（重订版）》和《疑似南宁中山公园的烈士纪念碑？》两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纪念碑。照片中远处的建筑便是广西省立第二图书馆（简称“省立二图”）。而给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两位人士，右边是于斌本人无疑，这点在上文分析第二张照片时已经确认。而左边身穿长袍马褂人应该就是第四团的另外四位团员之一，按上文中的记载，笔者去一一翻查了这四人的照片，觉得有可能性较大的是王向辰或李俊龙中的一位，笔者目前倾向于认为其是李俊龙。而这二人也是大有来头。

王向辰（1898~1968），原名王焕斗，向辰为其字，今河北辛集市人。因笔名为“老向”，故又与老舍、老谈并称“三老”。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军第十一师政治部指导员。1931年加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创作通俗文学作品。抗战爆发后，王向辰与郭沫若、茅盾一道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常务理事会，并提出“用旧形式宣传新内容”的理论主张，因此与冯玉祥合作创办了《抗到底》期刊。其中刊登的《抗日三字经》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选为课本。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进入“革大”进行思想学习和改造，后分配至重庆市文化局做戏曲改革、创作的工作，1958年调至川剧院。“文革”爆发后去世。

李俊龙（1909~1979），湖南湘乡人，在长沙岳云中学就读时，便参加了共青团。1924年国共合作后，以独立身份加入国民党。1926年因直言揭发农民运动中出现的暴力、破坏等恶劣行径，受到共青团组织批评，从而脱离党团关系。李俊龙进入国民党后，认真学习中山思想，研究马列主义，不断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抗战爆发后，李龙俊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处处长，及第三战区政治部组长。1943年，李龙俊调至军委会第三厅主持军队思想教育，首次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龙俊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中央人民政府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一批纲领性文件，就是李龙俊和全体同事共同完成的。同时他也推动了民革的发展，维护了政协参政议政的民主作风。

由此笔者可以明确，第三张照片是在今南宁市广西区直属机关第一幼儿园内拍摄，照片中最显眼的两人，左边是李龙俊，右边是于斌。

故此，三张照片背后的历史、人物、时间、地点、事情均已完全明确。但唯一让人遗憾的是，第三张照片中的纪念碑，依然无法确定其身份。但肯定是抗战烈士纪念碑无疑的了。下图画白圈的空地，笔者认为就是第三张照片中抗日烈士纪念碑的所在地。

— 后续 —

去年笔者在《疑似南宁中山公园的烈士纪念碑？》一文中提出了对该纪念碑的疑问后。收到不少朋友在后台的私信，有说是桂平的，有说是南宁的。但说是南宁的理由更多更充分。最后笔者得到了朋友“夜莞瞳”的确认，此碑就是南宁中山公园内的烈士纪念碑无疑。因为其在一本由国立南宁师院附中校友于2006年编撰的《青春映晚霞》一书中，找到了在同样位置拍摄的纪念碑合影照，并且照片下的附文中明确了该碑就是在南宁中山公园内的抗战烈士纪念碑。

至此，《疑似南宁中山公园的烈士纪念碑？》一文已经尘埃落定，其就是南宁中山公园内的抗战烈士纪念碑。同时也让《揭开尘封的记忆：细数那些被人遗忘的南宁烈士纪念碑（重订版）》一文中所列举出的抗战烈士纪念碑一一得到了存在的证明。但后续笔者所见到的中山公园烈士纪念碑的照片，除了“广西学生军桂南抗敌阵亡学生纪念碑”和“桂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两座明确外，其他照片中的纪念碑，多不见其碑身文字，或无法清晰的辨认其碑身文字，这导致目前依然还有无法证明其身份的纪念碑。我们仅仅只是知道其确实在中山公园内。所以笔者希望未来还能有更多的发现，去一一破解其中的谜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