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安塞门正街:沉默老街,等待绽放

    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未开南门之前，安塞门一直是南宁古城最南侧的大门，其不仅要联通水路，还要保持与城外南郊的联系。其最初也是南宁古城中轴线南端的终点。各路客商、旅人皆汇聚于此。作为面西的城门，与其相通的街道便被称为“安塞门正街”。从安塞门至明德街口，整条街道长不过50米。但在其基础上向东延伸至“五花洲”（古邕州八景之一），就形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街，对于有坐北朝南要求的礼制建筑，这条街道自然也成为首选之地。明代前期的宣化县衙，后期的萧云举府邸，以及清代的科举考试院，都选建于此。由此形成了考试公馆街、狮子桥、仁和坊等街巷。

   而在安塞门外因临江地狭，左侧仅有一条与镇江门相连的城墙根小路，右侧则是水口街、草鞋街、下廓坊。进入民国后，这些门外老路陆续整合成了新的街道。如左侧的城根小路被开辟为了仁东路，解放后改为了权南路。右侧的水口街、草鞋街、下廓坊则被整合为了临江街。

    明万历后期，萧云举退休返邕养老，购得安塞门内一处宅邸。清康、雍年间改为提学岁科两试校士场所，即县试、府试应考之地，又称考试院。明清时期要参加科举考试，需先进行县试、府试，通过后获得秀才头衔，才有资格赴省城参加乡试。清代南宁考试院除了接待南宁府境内的考生外，太平（今崇左市）、泗城（今凌云县）、镇安（德保县）三府的考生，也是安排来南宁考试。一时之间安塞门内外，考生云集，逐渐便形成了“考试公馆街”。直至科举考试废除后，民国二年（1913）考试院改为内务司署。民国五年（1916）又改做广西财政厅署，考试公馆街就被改称为“财政厅街”。1931年12月8日《南宁民国日报》在第八版刊登了“城内各马路   将次第建筑完毕”的新闻，提到了“开辟财政厅街一段马路，以便与中山路连接。”次年8月12日第七版报道“筑马路石牌坊等街铺户限期拆退卅英尺”的新闻，再次提到“限安塞门、人和坊、盐埠街等两旁铺屋于本月十五日起至十一月底止，一律拆退三十英尺，以便开辟马路。……所有由安塞门城口，经安塞门转财政厅街，经人和坊，直达南环路一段，……均应辟为马路，以资衔接，而利交通。”至1932年12月21日第七版公布的“本市街路新旧名对照”，就明确了将安塞门正街、财政厅街、狮子桥街、仁和坊、冼屋巷、宣和巷连成一片，定名为“民族路”。 

下图为1960年南宁航拍图中民族路的走向

下图为2021年南宁航拍图，原民族路与周围道路的分布与走向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街巷也纳入到了民族路的范围之中，如民族路北一里（安塞门横巷）、民族路北二里（原财政厅巷）、民族路北三里、民族路南一里、民族路南二里。其中民族路北一里（安塞门横街），巷内设有一座由左江镇总兵管辖的中营守备署。

清代军制分八旗与绿营，绿营绝大部分由汉人充任。一省之内的武职系统由提督府与其治下的“镇—协—营”所组成。清代广西在提督府下设有左江与右江两镇。左江镇总兵署就设置在南宁城内，总兵标辖城内左、右、前、守、中五营。五营主要负责南宁城内公署、仓库的守备，城墙的维护、巡防，以及城门进出、开关的工作。其中负责安塞门安全工作的就是中营游击署。

    1960年3月初和1961年3月底，邓颖超前辈两次到访南宁，受到各界领导的热情款待，席间道出了自己出生于南宁的身世，邓颖超前辈的父亲邓廷忠是河南光山人，曾在南宁左江镇辖下的标营任职。所以邓颖超前辈称“我是南宁（左江）镇台女儿，大概是在一间小平房里出生，门前有两棵大树，小时候在那里玩耍。”“小时这个大院很宽阔，院内有不少木棉树，前面是官府用房，后面有几间砖瓦平房，是官府家眷住的地方。”“记得是在离邕江不远的地方，这个印象没有错。”而当时离邕江很近的标营驻地，就是中营守备署与中营游击署。前者驻防安塞门，后者驻防镇江门，均是离邕江最近的古城门与镇台驻地。

    在安塞门正街南侧，有一座香火缭绕的庙宇——晏公庙，其距离安塞门不足百米。晏公庙里供奉着护佑航行的水神晏戌子。晏戌子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晏戌子是江西临江府（今樟树市临江镇）人，长得“浓眉虬髯，面如黑漆”。蒙元初年在文锦堂担任堂长，执法期间嫉恶如仇。人们惧其威严，常说“晏公得无知乎？”晏戌子因病去世后，其家人想开棺见其最后一面，却发现馆内空空如也，猜测晏戌子应是修炼尸解之术成仙了。“父老知其为神，立庙祀之。”此后往来商旅若是遇到恶劣气象，只要向晏戌子叩头祈祷，便能风平浪静、安全度过，所祈愿的也能心想事成。至明代初年，晏公已成为各地方重要的神祇，并受朝廷获封“显应平浪侯”，面向全国推广建庙立祀，职能就是平定风浪。特别是在水运繁盛的地区极为盛行。

    明清时期，水运是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重要保障。南宁也不例外，有明一代，广西土司内乱问题时起时伏，像盐、茶、铁、铜、马等官府专营的战略物资，严重依赖于水运的保障。晏公便成为南宁来往商旅最为推崇的保护神。到了明代中期，晏公的影响已遍及社会各阶层。这些南来北往的客商旅人，进到安塞门内都会祭拜一下晏公，祈求生意兴隆、一帆风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庙会与聚集，特别是每年十一月初三“晏公诞”更是热闹非凡。这也使得晏公庙所在的街巷，被称为晏公街。

上图为2020年南宁航拍图，原安塞门与周边街巷的分布、走向

   作为南宁南城最主要的进出通道，由各地来邕的商贸货物，均需经过安塞门。所以从明至清，安塞门外先后设有税课司、槟榔厂、盐关等机构。其中税课司位于安塞门外的左侧（下游方向），南宁古城临江的最南端。最初是朱元璋在元末设立的通课司，明朝建立后便将府一级的通课司改为了税课司，主要掌管固定商铺、市集的交易税，部分兼收契税，但不涉及过境的大宗货物税。清代沿用明制，但南宁却因税额微薄，人员不齐，在此后的机构调整中不得已被裁撤。清乾隆八年（1743）出版的《南宁府志》在“公署”一栏中称“课税司署在安塞门外，缺裁，改为龙母庙，今为税厂，仍供神像。”说明课税司早在清康雍时期便已裁撤，后改龙母庙。但因南宁交通商贸的繁盛，便又改设为税厂驻地。

   与税课司不同，税厂多为因事而设、因时而裁的临时拦截征收站点，非固定常设机构。税课司隶属于地方府州县管辖，属于地方行政序列。而税厂则多隶属于榷关、盐道、矿政等下辖。所以税厂的差役无品级，多为委员、巡拦等身份担任。因为是临时设置，在晚清咸、同时期被下关税厂（厘金局）所取代。

   与此相反，在安塞门外右侧（上游方向）的“槟榔厂”则是对跨境货物（主要是越南的槟榔）进行征税的机构。《（乾隆）南宁府志·卷六·食货志·厂税》记载，“南宁府槟榔厂税，奉部颁则例，每百斤征银六钱，共额税银五百一十六两，每季分解司银一百二十九两，遇闰（月）加银四十三两。”槟榔厂主要负责查验、估价、征税、缉私。安塞门成为越南槟榔在广西重要的进口与销售基地。嚼食槟榔在清代是重要的习俗，流行于台湾、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地，包括湖南、湖北、江苏等部分地区也有嚼食槟榔的习惯。但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嚼食槟榔的习俗便迅速消退。槟榔的需求量大幅下降，这使得安塞门的槟榔厂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停征槟榔税，清光绪元年（1875）便废除了。

   而税课司另一部分改为龙母庙，则是因为龙母的神职与晏公庙相似，均为航运护佑、保商旅平安。安塞门的龙母庙与壮族龙母庙还有些许不同，其是西江水运船户常年供奉的一位广东肇庆市德庆县的温姓女子。据《悦城龙母庙志》记载，温氏生于楚怀王辛未年（公元前290），卒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其原为广西梧州藤县人。由于家贫，其出生后便被亲生父母抛弃，放在一木盆中随波漂流。流至广东肇庆市德庆县后被一位梁姓渔民搭救收养。温氏长大后，发现自己具有通灵的能力，不仅能预知风雨，还能消灾解祸，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一日温氏在河边捡到一枚巨蛋，抱回家孵化出五条小龙，从此便被人们奉为“龙母”。龙母去世后，当地人为纪念她的功德，便为她立庙祭祀，世受香火。与壮族龙母庙“收养小龙”的传说有相似之处。但壮族龙母诞辰为三月三，而安塞门龙母诞辰则为五月初八。

   清末来华传教士在其绘制的南宁古城地图中还标注了安塞门外设有盐关。但清代南宁并未设置独立的“盐关”，估计该处应是盐税征收处。《（乾隆）南宁府志·食货志·盐法》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奉督部院吴题准，（南宁）改食廉州府（今钦州、合浦）熟盐。”“（钦廉）盐在（峦城镇）平塘江口配发至（南宁）府城，领销完解，价缴（南宁）府。”到了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两广总督福康安与孙士毅为整合两广盐埠，翌年实行“改埠归纲”，在广州设立“总公局”，局下分设子柜六处。其中一处依然设在南宁府辖下的永淳县（今峦城镇）平塘江口，作为钦廉海盐北运的重要分拨点。所以南宁承担了食盐转运与分销的功能。至今在安塞门旧址内，还分布有五属会馆、永淳会馆（峦城会馆）等与盐业相关的地方商会，并因此形成了盐埠街，成为官盐在南宁城内最大的集散地。

    与镇江门一样，安塞门距离河岸仅有数丈距离，土岸轻薄，在江水不断的冲刷下，极易坍塌。《（民国）邕宁县志·城垣篇》便记载，“城垣西南一带，滨江土薄，经岁即多倾塌。”在雍正九年（1731）、乾隆四年（1739）、乾隆八年（1743）、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五十二年（1787）均进行过重修或加固。其中以雍正九年（1730）和乾隆八年（1743）的维护最甚。

    雍正九年（1730）夏季，大雨倾盆，邕江水暴涨，“安塞（门）以东，复倾倒十有余丈”，知府张汉与左江道台阎纯玺便沿用恩城土司施敏政的筑堤之法。在“河岸剥落虚损处下，填以板，中用石灰米汁，和以砂土碎石，舂实□□，作级五层如梯状。（雍正）十年春，岸工城上。”竣工后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历夏而秋，虽复雨淋日炙，无裂罅忧矣。”直至10年之后，乾隆四年（1739）“仓西（门）至安塞门外，濒江一带，水溜奋激，土岸坍塌，城基尤易倾圮”。才又再次出现问题。乾隆六年（1741）核准拨款，八年（1743）开始动工“创建石岸，以护城基，并造码头三处，以障巨浸”，“建成石堤五十一丈”。至今我们在邕江防洪古堤下，仍见条石上刻有“第拾层”、“第贰拾层”、“第贰拾捌层”、“堤顶叁拾陆层”、“中流砥柱”、“永镇三江”等题字。此后直至道光年间，仍有修缮。

    据官方“南宁地情网”引用的文章表述，邕江防洪古堤是乾隆八年（1743）建造的，而在安塞门前建的三处码头分别是下关码头、安塞门码头和旧县门横渡码头。

1964年6月10日《南宁晚报》新闻中的“际江码头”应为“祭江码头”，即祭江台所在位置

    旧县门横渡码头顾名思义与安塞门内的旧宣化县衙有关。宣化县衙从北宋至明代的地址变动颇大，最初北宋嘉佑年间筑城时，衙址设在城西沙街上。明洪武二十年（1387）迁于安塞门内，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再迁民生路（原五金大楼处）。至此不再变动，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亭子圩马安岭建立新署，始将旧址拍卖改建为商店，结束其作为县衙387年的历史。旧县门渡属于横渡码头，“为西南远近来往必经之横渡。设有渡船数十艘，尚有应接不暇之势。”而下关码头主要连接厘金局，安塞门码头则靠近槟榔厂。从这些码头连接的地点可见，安塞门外的码头生意非常繁盛。

    邕江防洪古堤中镌刻有“永镇三江”的条石为原安塞门祭江台的构件之一。即清代还在安塞门外搭建了祭江台。但祭江台真正建于何时，目前并无明文记载，仅仅留下清光绪二十三年（189）六月二十四日的一篇碑文，记录下了修缮祭江台的事迹。当初修建祭江台只因每年洪水“直注邕江，不有以障之，何以回狂澜于既倒也，此祭江台之所由建欤。”一旦“（祭江）台为之（倾）圮，水口也因以溃，城根岌岌其虞。”所以当初修建祭江台就是“修废事，创美举，守土责也。”并且祭江台就在旧县门横渡码头之上。

    虽然早在汉代，人们就知道洪水的成因是因为天降大雨以及山林的破坏。但在灾害面前，人们除了众志成城，便是祈祷上天保佑，平安渡过危机。因为古人相信万物有灵，天有天神，地有地祇，水自然也有水神。这就使得两汉之后，“天人感应”之说十分盛行。

    水，主宰这人们的生活。洪水的爆发在古人看来是上天对人间的惩罚，是预兆。所以祭江既是安抚平息河神的愤怒，也是人与神灵之间签订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