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古城门在宋、明、清三朝的变更与传续(下)

宋代邕州的城门格局，从北宋嘉祐筑城时的七门，变为元丰筑城时的六门，到了南宋淳祐年间重修时，只剩下了五门。而这五门格局一直影响到了明洪武年间对南宁城垣的设计规划。但明初南宁城的五门又与南宋邕州城的五门存在区别。

   首先是将南面的城门给封闭了，重开北面的城门。其次是重新规划了驿铺官道的走向，朝京门通武缘、宾阳，镇边门通隆安、新宁州，镇江、安塞二门通永淳、横州。接着又将宋代邕州的城门名称，重新进行了命名。镇远（西门）改为了镇边，东门改为了新东门，威济改为了镇江。重开后的北面城门也不再使用望京一名，而是改为了朝京。仅仅只有“安塞”一名延续宋代旧称。最后则是将城防的重心由南、东两地转移到了北、东、西三地上，并在朝京、镇边、镇江、新东门外修筑了瓮城。瓮城数量远超宋代。北宋也只有望京、长桥二门记载修筑有瓮城，而南宋也同样是在东、南二门外修筑有瓮城，明初直接修筑了四座瓮城，将南宁城的防御等级给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此城垣为晚清轮廓，宋代筑城走向与明清有异，但城门方位基本一致。北宋元丰筑城时封闭了长桥门，南宋淳祐筑城时则取消了望京门

    至此，一个全新的明代南宁城取代了宋代的邕州城，重新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除了城防格局的调整，城门名称上也发生了变化。《（嘉靖）南宁府志》已将朝京门改称为了“迎恩门”。镇边门也改称为了“仓西门”。“新东门”也恢复了“东门”的称呼。这些城门的改名，除了东门外，其背后都有着相关的背景。

   明嘉靖初年，广西爆发了思田之乱，姚镆因为镇抚政策失当，被王阳明接替了职务。王阳明来到南宁后，就相中了朝京门内的县学（县孔庙），并将其做为宣扬心学的讲授地，同时也在朝京门外与卢苏和王受洽谈招安的事宜。最终劝服二人自缚投降，从朝京门外步行入城到县学处，接受王阳明的招安。自此，王阳明就将县学改造为了南宁敷文书院，这也就解释了朝京门在《（嘉靖）南宁府志》中更名为“迎恩门”的原因。而“迎恩”一词也有迎接恩泽，抚平四方之意。

    镇边门改名“仓西门”的背景则相对简单一些。据《（民国）邕宁县志·城垣篇》的说法，就是“按昔曾在城门内贮米仓一所，备荒施粥，振饥之用，故此门西字上加一仓字。”而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据宋代《邕州建武志·仓廪篇》记载“省仓，在镇远门内。”而《建武志重修邕州志》亦载“常平仓，在省仓之内。”《建武志·仓廪篇》也记载“万硕仓，淳祐八年……鼎创于省仓之后，规模甚壮。”可见早在宋代，省仓、常平仓、万硕仓就已建在镇远门之内，是邕州城重要的仓储之地。到了明代依然如此，大军仓、新仓皆设在镇边门内，即今民生路中段。此后县衙才迁至大军仓旁。而新仓废弃后，县学才迁至其地做为新址。

烟花门在明末时曾有过短暂开放，其余时间仅作为城内排水口而存在

    而比城门改名更重要的事情，则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再次重开的南门。南宁城从此由五门格局变成了六门，并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都不再改变。而这六门格局恰恰是最合理的布局。为何南门迟至明朝开国200多年后才重开？归纳起来有五点原因。

第一，南宁城防重心的转移。这点在上一篇《南宁古城门在宋、明、清三朝的变更与传续（中）》，笔者有谈到。

第二，南宁城交通要道的转移。到了明代，原本由南门通向永淳、横州、钦州的交通要道转移到了镇江、安塞二门，改为江西岸为起点。明末增开的南门也只是辅助镇江、安塞二门。直至清末开发南郊商埠，才建立起从南门至凌铁渡口、亭子码头的近代交通线，江西岸废弃不用。

第三，长期战乱使得南宁东郊、南郊发展缓慢。南门外的繁盛，笔者在《南宁古城门在宋、明、清三朝的变更与传续（上）》中已谈过。在经历了宋元的战争以及元代土司的战乱后，当初繁盛的南市早已毁于一旦，交通要道也发生了转移。以至于明初重修邕州城时，已不再规划有南门。直到明后期广西内乱逐渐平息，东郊和南郊才被开发为一片沃野之地。

    第四，明代中期随着一批官家大儒、有识之士对南宁城内布局进行调整，使得古城渐合礼法规制，如中轴对称、左祖右社等，增开南门就成为构筑礼制的最后一步。并且南方对应八卦中的“离卦”，属火，象征太阳、光明、礼仪与文明。所以南门自古又被称为“朱雀门”。南门的开通将串联起山（望仙坡）、水（邕江）、门（南、北城门）、路（今共和路），使“气”有序流动，聚而不散，保障城运绵长。徐霞客在其《粤西游记》中对此也有记载，“南宁之脉，自罗秀东分支南下，其支又东，结为望仙坡，郡城倚之”，“南宁城北狭西阔，北乃望仙坡来龙，西乃濒江处也。”所以北门被视为“（南宁）郡城过脉之地”设有接龙桥以迎龙气，此“关系（南宁）本郡风水”，就必须要在城南开一门，使得气贯南北。南门被视为承接“望仙坡来龙”的关键点。

中山路正对着原南宁府公署，形成中轴对称之势

到了明末清初，虽然南宁再次遭受了严重的战乱，但清康熙年间重修南宁城，城门位置已再无变动。清康熙二十二年出版的《广西通志·卷十九·兵防·城池篇》对南宁城门名称的记载，依然和明代一致。如清康熙年间的高熊征在其《镇江门三官殿百子灯记》中亦称，“夫以镇江门当邕（城）巨流之中”。

    但到了清雍正十一年（1733）出版的《广西通志·卷三十四·城池篇》，记载却发生了变化，“（南宁城）今存六门，曰东门，曰南门，曰仓西，曰北门，曰安塞，曰水闸。”北边的迎恩门官方首次改称为了“北门”，临江的镇江门也改称为了“水闸门”。

    而比之更早的记载，则是清雍正九年（1730）南宁左江道台阎纯玺在修筑完邕江河堤后撰写的碑记，称“（南宁城）其形势面江濒河，前广后锐，东、西、北为门各一，南则有三，中曰南门，偏西南曰安塞，曰水闸。”可见此时已有用“北门”代替“迎恩门”，用“水闸门”代替“镇江门”了。

    清乾隆三十年（1765）底，越南使臣阮辉莹出使清廷。1767年其返程时在《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也写到，“闰九月初十日，回到南宁府，维舟水闸门外驻。”所以，迟至清雍正朝，已出现并使用水闸门代称镇江门了。

    但这一称呼并不固定，《（乾隆）南宁府志》《（宣统）南宁府志》和《（光绪）广西通志》依然写为“镇江门”，而非“水闸门”。

    而“水闸门”一称的由来，据《（民国）邕宁县志》记载“相传其（指镇江门）下有水道，自旧南宁府署大¨下，屈曲通出（镇江）城门之下，以备有警闭城固守时，为城内汲水之用。大抵其下有闸，故曰水闸。但年久无考耳。”

    晚清以来，随着热兵器时代的全面来临，以及武器威力的提升，城墙与城门逐渐失去了抵御的作用。民国元年（1912）广西省会迁往南宁，造成南宁城内的用地紧张，省政府便决议要填平护城河，同时拆除城墙，以拓宽建筑用地。但直到民国五年（1916）邕宁县保卫局才决议拆除城墙与城门，先期先把迎恩门（北门）与东门外的瓮城给拆除，填平门外的壕沟方便通行。翌年（1917）便设立开城筑路事务所，负责拆除城墙，修建环城公路。但开城筑路所需费用甚巨，并非一时半会儿能够筹集并完工。为了方便民众出入，便将民生路文昌祠拆除，打穿城墙开出一条新街道通向西关路和高峰路。这条新开辟的道路便定名为“新西街”，并在打穿的城墙处建立起一个新城门，称为“新西门”。1932年底南宁颁布新路名后，新西街正式并入兴宁路。

    到了民国九年（1920），广西省政府裁撤南宁“开城筑路事务所”，转由新设的“市政工程处”接手，便又在观音阁左侧城墙处开辟一门，形式与新西门一样。但转年爆发的粤桂战争，粤军打入南宁城，观音阁旁修建城门之事便草草了之，仅留下一处坍塌的城口，被后人称之为“崩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