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秀山,南宁之珠
如果把南宁比做一只摊开的手掌,那青秀山,就是掌心里那颗最绿的珍珠了。
我家就住在青秀山脚下。
说不清上过多少次山了。春天去看樱花,夏天去寻阴凉,秋天带着孩子去大草坪放风筝,冬天——南宁的冬天算不得冬天,山上依然绿得发亮。可次数越多,越觉得每一次都是新的。山不老,老的是看山的人。
那个周末,吃过早餐,搞完卫生,夫人靠在沙发上翻手机,忽然说:“想上青秀山。”
我正擦着茶杯,抬头看她。阳光从阳台斜进来,落在她的裙子上,新新的。我说:“好。”
夏日十点的太阳已经火辣辣的了,伞骨被晒得发烫,握在手里像攥着一根刚熄的火柴。还好,路不远。从家里出来,穿过两条马路,青秀山北门就到了。
一进大门,仿佛有人在我们身后轻轻拉上了一道清凉的帘子——把烈日、汽车的喧嚣、城市的急躁,统统隔在了外面。
我收了伞,抬头看,那些高大的榕树、樟树、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树,把枝叶密密地织在一起,像撑开了一把巨大的绿伞。 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变成了碎金子,洒在弯弯曲曲的路上,斑斑驳驳的。风是从邕江上吹过来的,带着水汽,穿过绿绿的树林,柔柔地贴在脸上,凉丝丝的。此时你会发现,即便是正午,在这里也不会犯困。夫人深吸一口气,说:“你看,这才是南宁。”
她说的“南宁”,大概是指那个没有被空调和汽车裹挟的南宁?或是那个会呼吸的南宁?我没有问她要答案。
我们沿着山路慢慢走。夫人拄着一根拐杖——还是上次爬衡山时的那根,杖身被手心磨得光滑发亮。她说:“这根拐杖跟着我走过好几座山了。”我笑:“它比我们走的山路还多。”
经过千年苏铁园时,我们在那株苏铁王前站了很久。它矮矮的,粗粗的树干上布满了鳞片,像一位身披铠甲的老将军。叶子硬邦邦的,像一把把绿色的宝剑,风来了纹丝不动。它就在这里站着,看着邕江的船来船往,看着南宁从一个小镇变成今天的模样。夫人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指尖仿佛触到了宋代的风、明代的雨。她轻声说:“老家也有一棵,去年开花了,也有一千多年了吧?”
我没有接话。老家的那株铁树,是儿子出生那年从城里带回乡下栽种的,说是花盆太小,种在地里长得才好,果然他长得有两米多高呢。想到那株铁树,我想起了家乡,也想起了远方的儿子。
继续往上走,兰园里的花开得正好。白的像雪,紫的像霞,有一种兜兰的花瓣鼓鼓的,像小口袋,又像小鞋子。夫人蹲下来凑近了看,鼻尖几乎要碰到花瓣。蝴蝶在她身边飞,翅膀扇动的声音,轻轻的,像花儿们在说悄悄话。她回头冲我笑:“你闻,有香味的。”
我凑过去,其实没闻到什么香,但看她笑得像个孩子,就觉得这满山谷的花,都是为她开的。
路过董泉时,我们停下来歇脚。泉水从石壁缝里挤出来,叮咚叮咚地落进下面的石潭,清得能数清水底的每一颗沙粒。
我把手伸进水里,凉意像一条小泥鳅,顺着指尖钻到胳膊,又钻到心里。
夫人看见我陶醉的样子,也将手伸到了水里,但她很快又把手缩回去:“啊,太凉了!”
最后夫人还是忍不住捧了一捧,喝了一小口,说:“甜的。”我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她弯腰捧水的样子,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她——也是在夏天,也是在河边,她也是这样弯着腰,把水花撩得老高。一晃好多年了。
离开董泉往山上走,从林海中冒出了一座九层宝塔,这就是龙象塔。青秀山最高的地方,青秀山的标志性建筑,明朝就有了,后来重新修建过,像一位守护着整座山的巨人。
我们顺着旋转的楼梯往上爬,每上一层,风就大一分。到了塔的最顶层,风从四面涌来,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她也不拢,就那样站在风里,望着远处——邕江像一条绿色的绸带,绕着山脚缓缓流淌;城里的高楼密密麻麻,像积木搭成的世界;再远一点,青山隐隐,和天连在一起。
夫人情不自禁张开双臂,觉得风托着她,像一只白鹤。我站在旁边看,那剪影美得迷人。
下山时,我们选了南门的路。南门临着邕江北岸,出了门,沿江的道路两边,三角梅开得正盛。
正是盛夏的花期,那些红艳艳的花儿从墙上、栏杆上、甚至头顶的架子上倾泻下来,像一道道红色的瀑布。地上的落花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走在红地毯上。三角梅不像兰花那样矜贵,它泼辣、热闹、不管不顾地红着,红得没心没肺。
夫人弯腰捡了一朵落花,别在耳朵上,问我:“好看吗?”
我看着她,头发被风吹乱了,耳后别着一朵红艳艳的三角梅,眼睛亮亮的,笑起来还是年青时的模样。
我说:“好看。”
爬山的辛苦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从北门到南门,我们从山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像翻过了整个夏天。
回头望,青秀山静静地卧在邕江边,和来时一样沉默。可我知道,它又在心里给我们存下了一点东西——也许是苏铁王身上千年的风霜,也许是董泉水里那一捧清凉,也许是三角梅落花铺成的那条红毯。
回到家,夫人把耳朵上那朵三角梅取下来,夹进了书里。她说:“留着,下次上山再还给它。”
我笑了。山哪会在乎我们还在不在呢。山只是在那里等着,等着一批一批的游客,等着我们一次一次地走进去,然后把一点一点的光阴,悄悄地替我们收好。
(2026年6月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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