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尘封的记忆:细数那些被人遗忘的南宁烈士纪念碑(重订

（点击上角关注邕睦礼乐，第一时间获悉更多南宁文史内容）

文：邓伯安

今天我们常见的烈士纪念碑其实是近代西方的舶来品。古代祭奠先贤英烈多以祠庙为主，如文庙、武庙、昭忠祠、表忠祠、忠烈祠等等。碑的用途更多是与陵、墓相搭配，例如陕西乾陵的无字碑，北京十三陵的墓碑等等。并且中国的碑多以扁平的方形为主，主要记述逝者（帝王）的生平事迹（丰功伟绩）。而类似今日纪念碑性质的，古代则一般有塔林、牌坊等。塔林这类纪念性的碑，多是佛教使用。牌坊比较常见，有四柱三间式，六柱五间式，一般是表彰科举及第或贞女烈妇之人。

   古代南宁祭奠英烈的祠庙就有苏忠勇公祠、王文成公祠、姚公祠、马武烈祠、六公祠、表忠祠、昭忠祠、新昭忠祠、甘夫人节烈祠等等。而碑更多是附属于祠庙，用于记述事件或人物历史的存在，如《南宁府学书碑》、《左江道修复王文成公敷文书院碑》《皇图巩固碑》等等。塔林则是五象岭青龙岗的水月庵历代祖师石林。牌坊则有潘家父子牌坊，萧氏牌坊，百僚牌坊，从而形成了上石牌坊街和下石牌坊街。

   祠、庙、陵、墓这些中国纪念的纪念建筑，都具有时间和地点的固定性。而从西洋传入中国的纪念碑，则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纪念方式，将祭奠对象展现于公共空间之内，并且易于复制，容易引发公众对过去与当下在思想上的共鸣。这种新式的纪念碑最早出现于1898年上海租界内的德国伊尔底斯炮舰纪念碑，以及1909年马加里纪念碑。

   辛亥革命后，新生的民国政府为了展示新时代，并与旧时代做为区分，大量的采用西式纪念类建筑。如广州中山纪念碑，桂林蒋翊武就义处，成都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等。甚至就连一些墓葬，也采用了类似纪念碑的设计，如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长沙蔡锷墓、黄兴墓，杭州秋瑾墓等。除了吸收西式思想新建的纪念建筑外，传统用于纪念的建筑，也被重新设计，赋予了新的内涵，如公理战胜坊。此外，还有一些更具象的方式，即以人物雕像做为纪念碑的主体进行纪念，此类多见于孙中山的雕像。

          20世纪上半叶的南宁也受到了当时新思潮的冲击，大量中西混合风格的建筑和西式建筑在南宁兴建。而南宁在民国时期的纪念式建筑，有纪念亭、纪念碑、纪念坊三类。最早的纪念建筑便是1926年修建的“五卅运动纪念亭”。到了1931年又增加了一座新式纪念碑形墓，墓主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参谋长覃广亮。1940年底南宁光复后，又兴起了新一轮营建纪念性建筑的热潮，前后兴建了“广西学生军桂南抗敌阵亡学生纪念碑”，“桂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桂南抗敌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第十六集团军桂南会战阵亡将士纪念亭”，桂南会战纪念坊等三碑一亭一坊。

   上述这些具有纪念性的建筑，全部集中于南宁中山公园内。下面就为大家一一列出那些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南宁纪念碑、纪念亭、纪念坊。

— 五卅运动纪念亭—

   1925年5月爆发了“五卅运动”，在其影响下，6月广东又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当时南宁的海关及美英外资企业和货物多集中于河堤路、植物路的商埠区、洋关码头一带。为此，南宁工人和各界群众1万多人在7月时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与粤港的工人，从市区一路进发至城南的洋关码头和商埠区，并在靠近上述地区的南宁群众体育场、商埠公园内举行集会，声势浩大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1926年时任南宁总工会常委的何建南在“五卅运动”一周年之际，提议在前一年举行罢工集会的商埠公园内，筹款营建红亭、红桥、红湖，用以纪念“五卅运动”。两年后的1928年，广西省府也将商埠公园辟建为“中山公园”。而建于公园内小土坡之上的四角红亭就是“五卅运动纪念亭”。五卅运动纪念亭是中山公园最早的纪念性建筑，在中山公园未建园之前便已存在。

   据出生于1924年的南宁老街坊梁保罗牧师回忆，30年代他在共和南小就读时，时常跑去中山公园玩耍，他说“从公园侧门（北门）进入后右转，没多远就看到个一两米高的土坡，五卅运动纪念亭就建在坡顶上”。笔者的好友赵萍女士将《南宁晚报》1986年5月22日一则“中山公园”旧闻发给了我，在这则旧闻中明确了“五卅运动纪念亭”的位置，笔者文中百岁老人梁保罗牧师提供的位置相似，但方向不同。

    该中山公园的作者为周孝先前辈，其爷爷周培懋为清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的进士，晚清受聘为南宁左江书院的讲席。民国八年（1919）以70岁高龄，主持修纂《邕宁县志》。其父亲周仲武为周培懋的次子，为晚清南宁的秀才，后加入同盟会。民初初年又创办了《岭表日报》，在国民革命时期，因清党运动1927年时被反动派所杀害。所以周孝先家族见证了南宁近代史的发展，其所写回忆老南宁的文章，价值高，准确性亦高。我按周孝先对中山公园的描述，重新绘制了“五卅运动纪念亭”的位置图。

    同时，原生活在工人文化宫大院的李文旭前辈，也向我提供了其绘制的工人文化宫早期的分布图，在图中便画有重建的“五卅运动纪念亭”在工人文化宫里的位置。在此感谢赵萍、李文旭两位前辈提供的资料。

    该亭此后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至南宁解放前，因年久失修而坍塌。1958年建立南宁市工人文化宫时，便决定在文化宫内重建此亭，并改为六角重檐的结构。

2012年南宁市工人文化宫进行改造建设时将此亭拆除，至今再无重建。

—  覃广亮烈士墓  —

覃广亮为新桂系第七军第十九师的参谋长，曾跟随白崇禧鞍前马后，二人交情匪浅。1930年7月滇军包围南宁城。覃广亮率部于10月13日对盘踞南宁城外的滇军发动了进攻，为解围南宁立下汗马功劳。此役覃广亮与该师五十五团副团长孔繁权负伤阵亡。战后李宗仁、白崇禧收敛了覃广亮的遗体，葬于中山公园内，并于1931年3月为覃广亮建墓立碑，李宗仁亲题“黄华继武”四字。“黄华”为覃广亮的表字。

   1932年5月8日《南宁民国日报》还刊登了由劭安所写的“城南公园弔覃参谋墓”一文。文中用简短的语句回顾了覃广亮的生平事迹，和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句首“黄华继武”四字，正对应了墓碑的刻字。

据时任南宁警察局局长唐超寰回忆，1949年南宁解放前夕，11月25日其曾陪同白崇禧在巡视完南宁城防工作后，便进入中山公园。当时白崇禧走过九曲桥后，在桥旁上了一个小土坡，拜谒了一下覃广亮的墓，回忆了和这位老部下的点点滴滴，才悻悻然离去。可见当时覃广亮的墓依然存在。

   从现存的照片来看，该墓采用了坟茔结合方尖碑的造型，前坟后碑，突出了坟茔和纪念碑的视觉象征性、冲击感。这种碑、墓结合的样式，在当时并非个案，长沙蔡锷墓和黄兴墓，杭州秋瑾墓都是如此类设计。可以说，覃广亮烈士墓的风格，体现的正是当时国内的设计思潮。

   覃广亮烈士墓拆除于何时，我们已不知晓，只知道解放后广西军区征用了中山公园的土地，该烈士墓便悄然无存。

— 广西学生军桂南抗敌阵亡学生纪念碑—

学生军是上世纪30年代后期，由新桂系在广西各高校征召的一批初、高中学生所组成，最初是协助地方政府发动民众参加战备工作，做好战时交通、运输、给养、谍报、战地服务及组织游击队等工作。1939年11月日寇侵入广西后，部分学生军也投入了作战。

   新桂系前后一共征召了3期学生军，1936年6月27日为第一期，征召人数不多；1937年8~9月间为第二期，征召约有300人，随军北上抗日，前后转战于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1938年11月为第三期，征召4269人，主要在省内工作。1941年6月8日，广西学生军在南宁公共体育场（即今桃源中山路口处）处解散。

   在广西学生军长达4年多的工作中，共有25人阵亡。南宁光复后，1941年广西学生军决定要在南宁中山公园内营建广西学生军纪念碑。

   目前广西学生军纪念碑的老照片有存世，基本可以估算其大小与样式。高度大约有10米，由四斜面正方体为底座，底座上又有一个四斜面的正方体碑座，碑座有一面刻着广西学生军事迹的碑文。碑身正面上刻写着“广西学生军桂南抗敌阵亡学生纪念碑”，碑身侧面为白崇禧题字“开吾桂学生抗敌之新纪元”。碑顶部为尖锥型，凿有青天白日的图案。纪念碑整体简洁，线条流畅，立体高耸，近观给人一种威严、稳重、坚强、顶天立地之感，远望则令人肃然起敬。为南宁当时不可多得的纪念碑设计。

   广西学生军纪念碑大约在50年代拆除，拆除原因未知，但笔者估计应与政治运动或冷战意识形态有关。改革开放后，1986年在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区内重建，命名为“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是目前南宁被拆除的纪念碑中，唯一重建的。

   网上有传青秀山上的广西学生军抗日纪念碑是1991年从桂林迁建至南宁的，但笔者咨询了几位在桂林做抗战研究的朋友，均答复未曾听说桂林存在过广西学生军纪念碑，只有在今桂林中学内立有一块广西学生军集训旧址纪念雕塑。可见网传的说法并不属实，需要大家自行分辨。

          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钦州北海登陆，一路北上入侵南宁，并由此揭开了桂南会战。经过半个月的鏖战，南宁沦陷，北部的高峰隘、昆仑关均陷于日军之手。为分化瓦解桂系与重庆政府之间的关系。日军收敛南宁市区及近郊阵亡官兵的遗体，合葬于中山公园内，并于1939年12月10日立碑纪念。也借此向桂系示好，愿共同合作反蒋，但均被李宗仁、白崇禧明言坚拒！

          1940年底南宁光复后，程思远在《视察南宁所得的感想》一文中，就曾提及日军在中山公园内树立的桂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从目前仅存的一张照片来看，纪念碑具有浓郁的日式神社风格，在今天日本国内的神社中依然能看到。碑身通高在4~5米之间，为四方柱形，碑顶为金字塔状，碑身纤细，目测宽度不足半米。碑座由四层四方体构成，由下至上逐渐收小。底座边长目测应有3米左右。纪念碑整体简洁，线条硬朗，但显得十分小气，局促，不够威严。这种设计风格也体现了日本人的思维与精神。

 1940年日军须藤部队兵曹在中山公园内与“桂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合影

    在“桂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后，就有一个中山公园内的播音塔。所以确定播音塔的原始位置，就能确定该纪念碑的位置。据称，该播音塔原先共有两个，一个靠近中山公园的正门，即在今广西区直一幼靠近今广西军区水塘的方向。另一个在今沁园小区旁。从该老照片位置判断，该播音塔当为后者。

下图应是在中山公园正门（西门）的播音塔，播音塔后就是公园的围墙

下图为广西区直属一保前院长汤院长的儿子，描述的中山公园播音塔位置示意图。

    该纪念碑在南宁光复后，并未被拆除或重建。因为1944年南宁二次沦陷，侵邕日军在回忆录中仍称该碑存在。解放后，据在广西区直第一保育院就读的学生及职工子弟回忆，均称见过此碑。与下文中的“桂南抗敌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桂南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坊，一同存在至70年代。后因修筑河堤路，需挖山取土，填平地基而拆除，但又是否是因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而拆除，笔者无从得知，需要更多资料才能佐证。

   南宁光复后，1941年在日军殓葬阵亡桂军遗骸地的不远处，加建了此纪念亭，并在纪念亭里刻上了2296名为国捐躯的烈士名字，其中军官121名，士兵2175名。同时还有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三人的题字碑刻，以及夏威撰写的碑记。

   在“文革”中，阵亡将士纪念亭上的题字曾遭到严重破坏。目前修复后也依然能看到当年破坏的惨烈程度。不知是保护者有意为之，还是破坏者故意为之。但纪念亭最终还是逃过“劫难”，完整保留了下来。成为了南宁市文物保护单位，并且是不可移动的文物。

   南宁做为桂南会战的核心地区，桂南阵亡将士纪念亭是目前在南宁市区唯一保存下来的桂南会战纪念地，尤显重要，但却被“围困”在军区幼儿园中，不能与世人见面，是为一大遗憾。

该纪念碑正好位于日军所立的“桂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后的高坡坡顶处。笔者查阅报刊得知，南宁光复后，1941年3月27日就召开了筹备修建“桂南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的会议。并在4月8日于中山公园内举行奠基礼，将阵亡将士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下。当年11月30日白崇禧、张发奎出席南宁光复一周年的庆典大会后，还前往中山公园的桂南抗敌纪念碑下，举行公祭大典。可见该纪念碑当年筹备，当年完成。其存在应是毋庸置疑。

1941年4月8日《南宁民国日报》的新闻报道

   因为缺少相关照片，关于纪念碑上的刻字名称，笔者将多份新闻内容与同样在中山公园内的学生军纪念碑文字，进行综合对比之后，推定为“桂南抗敌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碑文字数与广西学生军纪念碑一致。但这仅是笔者个人推断，唯有照片或更具体的证明，才能确定笔者的推断是否正确。

    由于该纪念碑所留下的信息不多。解放后，部分常去中山公园的老街坊与广西区直属一保的职工子弟虽然见过该碑，但无法完全复述出该碑的结构、形状、细节，仅觉得该纪念碑与广西学生军纪念碑形似。

下图为“存浩馆”发布的疑似“桂南抗敌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的照片。

   该山坡在70年代因修筑河堤路，挖山取土，填平地基而铲平，今日已建成“沁园小区”。纪念碑估计也是在那一时期拆除，此外是否因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而拆除，笔者无从得知，反正至今未再重建，确实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据广西区直第一保育院工作的子弟的回忆，此纪念坊与“桂南抗敌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相配套，二者由一上山坡的台阶相连，并且该石牌坊样式与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坊基本一致，属于四柱三间式。但因无相关的照片存世，也无相关新闻报道，只能纯靠回忆来确定其位置在今植物路军区大门入口处的右侧。但该石牌坊上是否有刻字，刻的又是什么字，今已无人知晓。目前仅能回忆出纪念碑与石牌坊的大致分布位置。

在此感谢自小在广西区直属机关保育院生活的单钢老先生绘制的纪念碑、纪念坊位置分布草图。图中左侧为纪念碑、纪念坊在中山公园内的位置，右侧为纪念碑、纪念坊布局的情境图。确实与昆仑关战役纪念碑、纪念坊的布局近似。并且建立纪念碑、纪念坊的小土坡，就是南宁唐代的夯土古城墙。

南宁市东北部的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坊

   笔者也查阅了相关资料，均未看到有关于此阵亡将士纪念坊的信息，甚为遗憾。该纪念坊拆除的时间与原因，估计与纪念碑一样，至今未再重建。

   桂南会战做为22场正面大型抗日会战之一，最高峰时聚集了中日军队超过30万人。程思远在南宁光复后所写的《视察南宁所得的感想》一文中曾点评道，“像南宁这样一个重要的大城市，并且经过敌人长期的盘踞与经营，而能收复回来，还是创见。因此，桂南克复不但全国各地，就是世界同情于我的友邦，恐怕都一致的感到无限的兴奋与惊奇。”

   南宁做为桂南会战的核心地区。市区至今都没有一个专属于这场会战的纪念碑、纪念坊，仅剩一个被“围困”而无人知晓的纪念亭，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巨大遗憾。而南宁又未通过宣传、树立桂南会战，去塑造自身的城市形象和精神文化，又是一个现实的巨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