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钟鼓楼的前尘往事(5):钟楼遗珍拾萃(上)

    钟鼓楼伴随着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规范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事无巨细，人们都依赖着钟鼓楼所带来的有序和便捷。南宁钟鼓楼也是如此，其四门临街通行的设计，以及铜钟上所体现的古老信仰，都构成了南宁钟鼓楼的独特文化。

    至清末最后10年，南宁古城内外已形成了四座别具特色的钟楼，而这四座钟楼背后所体现的四种不同的文化。其见证了晚清在内外交困下的风雨飘摇，预示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来临。

蒲牢鲸吼，四方惊觉

    放置在南宁人民公园镇宁炮台上的平安大钟，原是南宁钟鼓楼上的铜钟。其质地古朴，外观厚重，给人一种沉稳敬畏之感。铜钟顶部饰有一只背部弯拱的龙形兽钮，其便是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的“蒲牢”。

    东汉班固所撰的《两都赋》中的《东都赋》便有“发鲸鱼，铿华钟”一句。直至成书于三国时期的《西京赋·注》才做了详细的记载，“海中有大鱼曰鲸，海边又有兽，名蒲牢。蒲牢素畏鲸，鲸鱼击蒲牢，辄大鸣。凡钟欲令声大者，故作蒲牢于上，所以撞之为鲸鱼。”这段话就解释了蒲牢的来历与能力，并与大钟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蒲牢这一神兽生性胆小，从小就害怕鲸鱼。每当鲸鱼一发起攻击，蒲牢就会吓得大喊大叫。

    古人认识鲸鱼也很早，河南安阳殷墟就曾出土过白令海峡的鲸鱼骨骸。可见迟至商代，古人就已知道鲸鱼是一种大鱼。东周时的《尔雅》便记载“鲸，海中大鱼也。其大横海吞舟，穴处海底。出穴则水溢，谓之鲸潮，或曰出则潮上，入则潮下；其出入有节，故鲸潮有时。”古人见到鲸鱼能够伴随着潮涨潮落而出入，认为其通天晓地，是海神的化身。至今在山东沿海地区仍有对海神鲸鱼的崇拜遗存。我们所熟知的《庄子·逍遥游》篇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此处的“鲲”即是指鲸鱼。

    人们根据蒲牢害怕鲸鱼这一特点，推测出蒲牢就是今日我们在水族馆常见的动物——海狮（海狗）。海狮与海狗同属于海狮科，二者在外形、皮毛、行为和生活环境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海狗适应寒冷环境，皮毛厚密；海狮体型更大，行动更灵活，分布更广。在中国，海狗的分布则比海狮要广。前者北至辽宁、江苏，南至广东、台湾都有分布。而后者则只在江苏、辽宁有分布。

    海狮（海狗）主要栖息于海边，他们的主要天敌就是鲸鱼。每当鲸鱼随着海水涨潮要捕食海岸上的海狮（海狗）时，它们都会发出刺耳的吼声，提醒同伴要注意安全或尽快躲避。故古人便将这一自然界动物间的捕猎行为，想象成了蒲牢与鲸鱼。

钟声每日分毫不差，规范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象征着时间的管理与秩序的构建，是神性的声音。所以在特定的日子与庆典里，钟声也就成了礼乐等级的象征。钟声所发出的频率与振动，也能给人心震慑之感，成为后世佛、道两家净化心灵、驱散邪祟、警醒世人的法器。而在逢年过节中，敲响的钟声，又寓意着辞旧迎新，传递美好愿望。

    可以说，钟声的寓意和之前笔者在《南宁钟鼓楼的前尘往事（2）：钟鼓司晨 · 增订版》一文所写的钟鼓楼四大作用，是一一对应的。

四门大开，福禄绵延

    钟鼓楼下敞开的四门通向四街，形成了一个十字街的格局。东门宣和，通宣和街；西门应侯，通府前街；南门通明，通盐埠街；北门拱辰，通钟鼓楼街。每一个门口的取名，都有着其深刻的寓意。并与钟鼓楼的功能、作用，形成了关联与互动。

南宁钟鼓楼照片

    东门宣和：三国时期嵇康在《琴赋》的序中载有“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乐也。”此处的“宣和”是指音乐能够疏通调和人的情绪。寓意钟鼓楼的钟声，能够让人不急不躁，循序渐进，配合起居。宣和门外便是宣和街，向东直通观音阁，五花洲。1932年1月底宣和街正式改造完工，更名为民权路。1985年修筑民族大道，又将民权路（原宣和街段）拆除，变为民族大道的一部分，即从国贸大厦至南环路立交桥一段。

西门应侯：西晋时期陆云在《寒蝉赋》中写有“应侯守节，则其信也。”这句话原是指寒蝉能够感知自然环境的变化，按时鸣叫。放到钟鼓楼下，“应侯”即是寓意钟鼓楼能够顺应天地四时变化的规律，准点报时。应侯门外便是府前街，向西直通镇江门（水闸门）、六角亭（今为冬泳亭）。1932年1月底府前街正式改造完工，更名为民权路。1965年修筑朝阳路，连接邕江大桥，民权路（府前街段）被改为了朝阳路交通环岛。1988年又建起了朝阳立交桥。2003年修建民族大道西段延长线时，改造成了今日的七岔路口。

南门通明：宋代沈作则在《寓简》中写道“此理全在心识通明，心识不明，虽博览多好无益也。”愿意指一个人对道理熟悉与否，关键在于内心能否理解到位，内心若不理解，读再多道理也没有意义。南门取名“通明”就是指钟鼓楼通过每日的钟鼓报时，能让人们明白如何遵循规律去生活，以及遵循规律去生活的重要性。通明门外便是盐埠街，向南直通中山路、南门。1932年底盐埠街正式改造完工，更名为共和路。至今依然保留，为共和路南段。盐埠街原有五属会馆，在通向中山路处还有峦城会馆（永淳会馆）。栾城镇古代称为永淳县，1952年被撤销，属地分别划归南宁、横州、宾阳三地。栾城镇和其旁边的甘棠圩，旧时为钦州海盐在桂南地区的水路集散地。古时南宁的食用盐多顺水路从峦城、蒲庙方向而来，所以永淳商会（峦城会馆）在南宁城内多有经营盐业生意，靠近盐埠街。

北门拱辰：春秋时期的《论语·为政第二》篇中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句话描绘的是在夜空中，北方的群星会围绕着北极星旋转，不离不弃。所以北门起名“拱辰”，即是比喻南宁人民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钟鼓楼的报时，而人们也围绕在钟鼓楼的周边生活。拱辰门外便是钟鼓楼街，向北直通民生路口、石牌坊、迎恩门（北门），并邻近东门。1932年底钟鼓楼街正式改造完工，更名为共和路。钟鼓楼街附近是南宁古城的核心区，书院、孔庙、寺院、宗祠、兵营、仓储、豪宅，星罗棋布。并且直至今天，共和路（钟鼓楼街段）所在的区域，也依然是南宁商业氛围最浓厚的地区。钟鼓楼街东侧是国贸大厦，西侧是朝阳印象城，北侧则与民族大道相连，对面就是中山路夜市。每当夜幕降临，这一区域都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除了四门，钟鼓楼的顶部还设计成葫芦顶造型。葫芦与“福禄”谐音，象征着幸福、吉祥和财富。并且葫芦空心，古人常用来作为容器去使用。在一些神话传说中，葫芦也具有吸收、吸纳邪祟之气的功能，起到辟邪震祟的作用。从风水的角度看，葫芦也能调节气场，平衡阴阳，化解煞气。从建筑造型来说，葫芦形状独特，线条优美，能够为建筑增添独特的艺术魅力。将葫芦放置于钟鼓楼的顶部，还能成为视觉的焦点，起到突出建筑主体，增强建筑立体感的作用。所以南宁钟鼓楼顶部装饰葫芦，就是希望钟鼓楼能给邕城百姓带来五福临门，消灾驱病。同时也希望葫芦能够守护钟鼓楼，让其钟声绵长。

        1931年在拆除钟鼓楼时，葫芦宝顶曾和铜钟一同保留下来。铜钟放置在南宁老孔庙里，即今南宁饭店处。而铜钟则放置在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广西省立博物馆”内，即今青云街口处。1939年日军入侵南宁，葫芦宝顶便在随省立博物馆的转移中，下落不明。现今就只剩下铜钟。今日重建钟鼓楼时，恢复了葫芦宝顶的造型。

儒释道西，千年变局

    除了钟鼓楼外，南宁还有三座有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色明显的钟楼。他们与钟鼓楼共同构成了南宁古老的报时系统。而这四座钟楼的背后，也代表着四种文化在邕城的交织、碰撞。

    第一座钟楼，是位于邕江南岸的弘仁寺。“弘仁晚钟”为旧时南宁八景之一，弘仁寺作为佛教圣地，乃为南宁著名人士萧云举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所建。寺院叩钟在于提醒修行人，要精进用功，破除贪嗔痴的烦恼，同时以慈悲之心，让钟声上彻极乐，下通地府，使众生听闻，都能明心见性，得到解脱。

    早上弘仁寺敲钟叫做“开静”，击破长夜的昏沉，意在叫醒熟睡的人们，要早做功课了；晚上敲钟叫做“止静”，提醒人们该休息了，同时超拔幽冥的苦难。晨昏敲钟要连击一百零八下，代表终生有一百零八种烦恼和无明习气，听闻钟声就可以得到消除。《佛祖统纪》中有云，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时，若能听到钟声便能去除往生的恐惧，心生善心、安详而增长正念，利于往生善趣。《增一阿含经》中说，当梵钟叩响时，在三途恶道受苦的众生，都得以停止痛苦热恼的逼迫，暂时获得解脱休息。

 弘仁寺于1912年被征用改建为江西岸小学，至此结束了宏仁晚钟390年的历史。

    第二座钟楼，是位于中山路南门之上。民国《邕宁县志·城垣》记载“（采访）光绪四年，知县张秉铨，改建南门城楼，并添建楼前风雨亭，及左右精舍，动支公项外，益以募捐，极宏厂壮丽，中祀吕纯阳神像，使僧人常川主持。有铜钟一具，声极清越。每当薄暮清晨，钟声远发，人皆知为南楼钟也。”南门是南宁古城六大城门中，最晚兴建的，其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2），也是人们认为的祥福之地所在。晚清南宁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大成国运动”，城防设施遭遇了极大的毁坏。光绪四年（1878）官绅决定对南门进行修复，并在城楼上增设钟楼、增祀吕纯阳的神像，让生活在晚清风雨飘荡、形式严峻的南宁人民，多了一份对未来美好的期待与祝愿。道教钟声与佛教相比，大同小异。道教认为钟声有召集神灵、驱除邪魔的功效。所以钟声代表着向神灵祈愿、安静心灵、净化身心的意义。

南门和钟楼在1927年拆除，至此结束了南门钟楼50年的历史。

    第三座钟楼，是位于明德街的天主教堂。19世纪中叶，法国除了在越南步步蚕食之外，还不断向临近的云南、广西派出传教士，一是了解大清国的民情民风，刺探情报；二是设立教堂，传播宗教文化，收受信徒；三是建立殖民地，进一步控制庞大的内地市场。

   光绪元年（1875）法国天主教会增设了南宁教区。光绪九年至十一年（1883~1885）爆发了“清法战争”。清军虽然取得了战场的胜利，但在战略上却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从而导致广西、云南门户洞开，使得法国天主教会不断的涌入广西。光绪廿七年至三十年（1899~1902），法国天主教会在南宁教区营建主教府。整个主教府分布在明德街左右两侧。天主堂在西侧，培养传教士与教徒，为教学场所和教室。圣心堂在东侧，为礼拜祷告的场所，同时配有教会医院、神父宿舍等。而钟楼就在圣心堂之上，为双塔结构。

天主教一般每天会敲钟三次，分别是早上、中午和傍晚。意在提醒信徒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要时刻进行祈祷或忏悔，勿忘神的存在和指引。并且钟声的悠扬旋律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力量，它能够穿透世俗的喧嚣，直达人心深处。它象征着上帝的存在与庇佑，给予信徒们精神上的安慰与力量。在钟声的引导下，人们可以沉思人生的意义，思考生命的价值，从而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钟声传递着天主教信仰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追求。

并且天主教的敲钟方式也与中国不同。中国儒、释、道的敲钟方式多是用木制钟锤，从外部撞击铜钟，使其产生振动发出声波。而天主教则是在铜钟内部设置金属摆锤，通过绳子晃动摆锤撞击铜钟内壁，从而产生振动发出声波。又或者通过摇晃铜钟钟身，使其内部的摆锤撞击铜钟内壁，从而产生振动发出声波。‌

        1964年邕江大桥正式通车，天主堂所处的位置正在桥头之旁。为了拓宽、打通与火车站连接的道路。从1965年起，陆续拆除主教府、圣心堂等天主堂的建筑，建起了邕江宾馆。至此结束了天主堂钟楼60年的历史。

这三座钟楼与钟鼓楼，共同形成了南宁晚清社会的四大文化，即钟鼓楼的儒家，南门钟楼的道教，宏仁晚钟的佛教，天主堂钟楼的天主教。这四座钟楼可谓各具特色。都体现出了本文化体系的思想精髓。而天主堂钟楼的出现，也打破了自唐代以来，中国儒、释、道三家的文化体系，而新增加入了一个西方文化。

    但不管是中国儒释道的钟楼，还是西方天主教的钟楼，最终都敌不过社会技术的进步。随着钟表小型化与个人化的普及，作为社会公共报时的钟楼，也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钟楼背后所代表的天、人文化，也慢慢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消失在了世俗化、信息化的浪潮当中。这也预示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