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角关注邕睦礼乐，第一时间获悉更多南宁文史内容） 今天我们对时间的认识，是古人通过观测天象而得到的。这就是古代常说的“观象授时”，即通过观察、记录、分析天体运行的规律（“观象”），从而确定季节，推算历法，安排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授时”）。我们现在常用的年、月、日、时等时间单位便是从“观象授时”中演化而来的。而今天的时、分、秒等计时单位，则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更细化的时间概念。
“观象授时”中的“象”，指的是天体的运行，主要是日、月、星三者，又称“三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太阳、月亮和北斗的观测。所以专门观测天体运行的地方，又被称为“观象台”。而与“观象授时”相辅相成的则是“阴阳术数”，其是在“观象”的基础之上去解释宇宙的生成、人事的吉凶，与社会的秩序，是传统的哲学、占卜、预测、谶纬的源头。
所以古人相信，时间是上天赐予人间的力量，能够掌握时间的人，就能掌控权力，就是天下的主宰或共主，也就是帝王。历代王朝更迭或新王登基，都要重订历法，以示正朔。如果“观象授时”解决的是治理的合理性，属于政治问题。那“阴阳术数”解决的则是政权的合法性，属于神权问题。所以早期观象台大多修建于都城附近，成为王权的附属与象征。 从《尚书·尧典》记载帝尧分命天文官前往四方观天记录，到唐肃宗乾元年间（758~760）改太史监为司天台，天文机构的规模日趋庞大。随着唐末五代世家大族的没落，礼法与权力不断的下沉，社会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地方府州县相继营建了谯楼（钟鼓楼），作为地方的计时与报时中心。谯楼（钟鼓楼）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地方的天文观测台。 南宁现已知最早的谯楼出现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当时恰逢邕州经历熙宁战乱，急需重筑邕城。据《建武志》记载，“城门之楼重建者四，曰谯门，曰安塞，曰望京。”其中的“谯门”据《汉书·陈胜传》颜师古注，“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者耳。”即建有瞭望高楼的城门，谯门其实也就是谯楼。旧时城门是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加强城门的防御性，人们一般会在城门上修建高大的楼阁用于瞭望警戒。同时又会在楼内设置钟、鼓，平时用于报时，战时用于报警。谯门成了目前已知南宁最早报警或报时的建筑。关于谯门是哪座城门，我在《南宁古城门在宋、明、清三朝的变更与传续（中）》一文中已写明 谯门有没有形成南宁完备的计时与报时体系呢？因为缺乏直接的资料记录，我们并不清楚。但从宋代军事著作《虎钤经》和《武经总要》来看，宋代军队有着严格的时间规定，也就是“更鼓制度”，其是建立在宋代完善的计时体系之上的。谯门作为更鼓制度的基地，其自然就有着与计时、报时相关的完整器具、陈设和人员配置。据南宋《淳熙三山志》对谯楼管理制度的记载，“……守漏人四，分为两番直日，放漏水，候鱼珠落铜盘，乃移秤刻，即告户外报时者……诸衙报牌人九，日通以鼓角匠轮差，于户外祗应告报……直漏人五，夜分直五更，并以挝鼓人轮差……”文中的“守漏人”就是在谯楼中维护计时仪器、调整秤漏权衡、加水倒水的人，其属于常驻人员。“报牌人”就是后世常说的打更人，守漏人告诉其时间后，报牌人就要向全城报时。“直漏人”则是专门值夜班、计算更时的人。“挝鼓人”则是负责击鼓报时的人。通过这四个岗位人员的相互配合，完成谯楼一天的计时与报时工作。 而在这管理制度的背后，则是宋代对计时、报时器具的改良，使得其比前代更为完善和精准，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进步。例如改进了秤漏，避免了水的蒸发与杂质的混入。同时发明了莲花漏，改良了滴水的方法。而这些细节的改动，却使得宋代的计时更为精准，再配合上管理制度，宋代对时间利用的效率是当时世界上较高的水平了。
换句话来说，南宁在宋代的计时与报时最初是建立在军事的更鼓制度之上，并慢慢形成独立的司辰体系。南宋《淳熙三山志》对谯楼更鼓制度的详细记载，为同时期邕州谯门的管理，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范本，也填补了空缺。这种由守漏、报牌、直漏、挝鼓所组成的管理班子，一定是邕州谯门不可或缺的。 元朝一统后，接收了宋、金两国的天文机构与人员，并建立起汉、回（伊斯兰）两套天文班底。于至元十六年（1279）在大都（今北京）建成司天台，其下辖推算局、测验局、漏刻局等，并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首创阴阳学官制度，又称“阴阳教授司”。主要负责制定历法、授时报刻、祈雨禳灾、风水相地、祭祀仪轨、培养天文人才等。 阴阳术数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民间拥有着深厚的土壤。元廷便想借着创设阴阳学官来聚拢天下能人异士为元廷服务。据《元史·选举志一》记载，“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六月，始置诸路阴阳学。其在腹里、江南，若有通晓阴阳之人，各路司官详加取勘。依儒学、医学之例，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其有术数精通者，每岁录呈省府，赴都试验，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元仁宗）延佑初，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而上属于太史焉。”
至元十六年（1279）广西降元后，邕州就直接改置为了“邕州路”，泰定元年（1324）又改为“南宁路”。如果按上述记载，南宁顺理成章的在元代就应设有“阴阳教授司”，南宁城内便拥有一套完整的计时与报时系统。
明朝建立后，这套元朝的计、报时系统又被明廷所继承。洪武十七年（1384）便建立起全国性的阴阳学体系，“置府州县医学、阴阳学。府置医学正科一人，阴阳正术一人，秩从九品；州置医学典科一人，阴阳典术一人；县置医学训科一人，阴阳训术一人。皆杂职。”元朝的“阴阳教授司”到了明朝就改称为了“阴阳学”，阴阳学在地方分为府正术、州训术、县训术。如果元代没有设置阴阳教授司的地方，到了明代则要新设阴阳学，任命阴阳官。换句话来说，不管南宁在元代有没有设置“阴阳教授司”，进入明代后都要设置“阴阳学”。 据明正德年间（1505~1521）今江西省黎川县出版的《新城县志》记载，阴阳训术的工作是“领阴阳生推测阴阳，以授民事，及掌铜壶刻漏，以定昏晓。有缺，则推举本学生通阴阳者为之。”由此可知，明代阴阳学依然继承了元代掌管计、报时的工作。所以各地方的阴阳学，其位置一定是安排在钟鼓楼上或钟鼓楼附近。
此外另据明嘉靖十四年（1535）刊行的《官箴集要》更记载，“阴阳、医生、教读人等，官府多视为在官人数，一概差用，不能专务本业，是岂朝廷设立之本意？须着阴阳生轮流日守日晷、时牌，夜守更漏。医生亦轮流日守惠民药局……庶使此等不为虚设。”可见到了明中后期，阴阳学除了负责城内计时、报时、呈报灾异祥瑞等自身工作外，还要承担各种繁杂的劳役。 而最早记载南宁“阴阳学”的是嘉靖十年（1531）版《广西通志》，在其“卷二十三·公署”篇中便记载，“（南宁）阴阳学在府治东”，稍晚几年刊行的嘉靖十七年（1538）版《南宁府志》，也在“卷四·公署”篇中记载“阴阳学……（南宁）府治东”。并且在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版《南宁府志》的“南宁府图”里，已赫然标注出了“阴阳学”。可见迟至明嘉靖朝，南宁已有“阴阳学”。此后清代《南宁府志》对阴阳学的记载不变。到了民国《邕宁县志·清代府裁缺废署》亦记载，“阴阳学署，在（南宁）府署大门外左。”与上文的“府治东”一致。而南宁钟鼓楼恰恰也是在府治东，说明阴阳学在钟鼓楼旁边，是直接管理钟鼓楼的官府部门。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版《南宁府志》的“南宁府图”那更早的明初，南宁是否就设置有阴阳学？
从《永乐大典》收录的《（洪武）南宁府志》目录来看，有“官制”和“公署”两项内容。但因为《永乐大典》的缺失，导致我们目前只能看到《（洪武）南宁府志》前八项的目录内容，后十三项的目录内容全部遗失。这也就让我们无从知晓明初南宁是否就设有“阴阳学”。而从《永乐大典》收录的“南宁府图”来看，也并未标画出“阴阳学”。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全国设置阴阳学的时间是洪武十七年（1384），而《（洪武）南宁府志》刊行于洪武十年（1377），其收录的“南宁府图”最晚也是绘制于1381年，自然就没有画出“阴阳学”。 此外在清康熙十三年（1674）版《南宁府志》的“南宁府宣化县之图”中，也同样有“阴阳学”的标注。说明清代继承了明代阴阳学的制度，南宁依然设置有阴阳学。清康熙十三年（1674）版《南宁府志》的“南宁府宣化县之图” 既然，阴阳学是掌管南宁钟鼓楼计、报时的官府部门，明代到底是先有阴阳学，后有钟鼓楼？还是先有钟鼓楼，后有阴阳学？ 其实在1531年改建平楚楼为钟鼓楼前，南宁城内有一套专门为官僚体系所服务的计、报时系统，这便是南宁府衙内自建的“谯楼”。在嘉靖十七年（1538）出版的《南宁府志·卷四·公署》中便记录有南宁府署内的布局，其中就列有“谯楼”。并且亦收录有“南宁府重修鼓楼记”一文（《嘉靖南宁府志·卷九·艺文二》）。作者林凤鸣为广东雷州人，其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就任南宁府通判。文中讲述了“南宁（府署）旧（鼓）楼，嘉靖癸巳（1533）烬于回禄。”回禄是古代的火神，人们常以“回禄之灾”来代指火灾。1534年由南宁知府喻义牵头，带领一批城内官员捐款重建府署鼓楼。到了“（明）嘉靖四十二年，（南宁）知府方瑜修（南宁府署），……头门上为鼓楼。”（《民国邕宁县志·建置一·旧文职公署》）这进一步说明了南宁府署内计、报时系统的重要性，该系统比南宁钟鼓楼更早存在。由此可推知，明代早期南宁城内便已设有阴阳学，其是专门管理南宁府署谯楼计、报时工作的，为官僚系统所服务。平楚楼改建后，阴阳学则又继续管理为南宁城计、报时的钟鼓楼。南宁府署的谯楼是专供官员上、下班和办公使用的计、报时系统，是为南宁官僚系统服务的，其与明代中期才改建的南宁钟鼓楼，在功能与服务对象上是有区别的。南宁钟鼓楼则是为全城百姓作息所服务。此外，南宁钟鼓楼还是阴阳学官在南宁观星的地方所在，是南宁古代的观星台。 从北宋的“谯门”，到明代官署的“谯楼”以及“钟鼓楼”，其给我们勾勒出南宁城内计、报时系统的变化。而从元代的“阴阳教授司”至明清的“阴阳学”，其给我们描绘的则是南宁城内计、报时系统管理的变迁。 清代基本延续了明代阴阳学官的设置，但对于基层阴阳学官的任选流程、考核标准、禁例条款等，比之前朝则更进一步细化。
明代时，阴阳学官还是从九品，入清后则降至九品以外，成为无品阶、不入流的官职。并且从清雍正七年（1729）起，阴阳学官还要兼辖星学，权责进一步扩大。而在选任上，明代还需钦天监的考试，清代则简化为督抚咨部给礼。清代对钦天监和阴阳学的调整，反映出中国传统天文学与计、报时方式的衰落。
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在天文、地理、地质等学科与机械钟表上，正在一步步否定中国传统“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宇宙观。晚清所萌芽的近代城市规划与工程建设，不再依赖阴阳学官的“相地”、“择日”。而自然灾害也被归因于气象、地质等科学，不再由阴阳学官解读为“天谴”。阴阳学所主管的风水、择吉、灾异、占候等失去了知识的合法性，逐渐沦为成为迷信的象征。
1906年清廷的新政改革，裁撤了府、州、县的阴阳学官职位，不再列入官制，阴阳学官制度彻底终结。1912年民国建立后，改为使用公历，删除历书中的“吉凶宜忌”，从官方层面彻底断绝阴阳术数的合法性。
西学东渐不仅仅是技术的革命，更是世界观的革新。它将阴阳学官从官方术数体系降格为民间迷信从业者，最终延续元、明、清三朝600多年的南宁阴阳学退出历史的舞台。阴阳学官裁撤25年后，南宁钟鼓楼也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除。（文中所使用的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