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古城门在宋、明、清三朝的变更与传续(上)

    随着南宁三街两巷、水街、中山路三大历史街区改造联结成“邕州古城”文化景区，并在2026年新春之际逐步对外开放，迎接八方游客。南宁古城的历史文化也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此前几年，笔者已阅读过不少老前辈所写的南宁古城门、古城垣的文章。但通读下来，依然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没有说清楚，甚至存在纰漏与错误。故此，笔者决定借着“邕州古城”文化景区开放之际，将南宁古城门与古城垣的历史，在老一辈的研究基础上，再进行新的梳理和分析，以求更细致入微、更准确的说明南宁古城的变迁与发展。

    此前笔者就曾写过“南宁三江口汉城遗址”系列的6篇文章，本期笔者就围绕着“邕州古城”文化景区的历史，重点探讨南宁古城门的变更与传续。看看在900年间，历经宋、明、清三个时期（元朝较短，资料较少，故归入宋代），南宁古城门在城址、名称、地位上有什么样的兴衰沉浮，又有着怎样的变更与传续，最终又如何在民国走向消亡。

    第一次是北宋皇佑年间爆发的“广源州之乱”，侬智高率领的军队席卷两广地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邕州城三易其主。频繁的易手使得邕州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在狄青收复邕州后，不得已放弃旧城，另择新址重建。北宋嘉祐元年（1056）三月丁巳日，“广西安抚司言：修邕州城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由此形成了南宁民间一直口传的“狄青择址建邕城”一说。关于这个民间说法，未来笔者会另写文章专门详谈此事。

    第二次则是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爆发的“宋越战争”，《宋史·苏缄传》记载，入侵的交趾“隤三州（邕、钦、廉）城以填江”，这导致嘉祐年间新建的邕州城毁于一旦，不得已在“（元丰）六年十月之吉”聚集工匠重建，于“（元丰）七年尽正月而告成”。但这次重建并未另择新址，而是继续在原址上重建，便一直延续至今，即今邕州古城文化景区（三街两巷一、二期街区与中山路街区）。

    第三次则是南宋宝祐年间爆发的宋蒙广西之役，蒙古在灭亡云贵地区的大理国，并且打服安南（今越南）后，绕道川边、云贵，从广西北上偷袭南宋腹地。此次战役在史上被称为“斡腹之谋”。虽然邕州城遭受的破坏并不严重，但邕州外围的横山寨之战，却是打得血流成河，惨不忍睹。以至于此后百年，横山寨（今百色市 田东县 祥周镇 百银村 上寨屯）都未能恢复昔日繁荣。

1960年的南宁市区航拍图，依然能看到南宁古城的轮廓

   明代《永乐大典·南宁府志》辑录的南宋《建武志·城郭篇》里有言：“（邕州）城门之旧，曰朝天，曰望京，曰长泰，曰镇远，曰安塞，曰威济，与长桥门而七。”这句话中的“城门之旧”指的就是在北宋嘉祐元年（1056）三月丁巳日新落成的邕州城。因其是与元丰七年正月新修好的城垣做对比，所以句中便用了“城门之旧”来指称嘉祐年间所筑之城。这就让我们明确的知道了嘉祐年间新落成的邕州城共开有七座城门，除了“长桥（门）在城之东北隅……，且其（长桥）门与朝天、望京密迩，视二门为僻左。”另外四座城门的位置，却未有提及。但笔者在北宋邕州知州陶弼的记载中，寻找到了线索。

《永乐大典》收录的南宋邕州“建武军图”里的临江三门

    历史上，陶弼曾先后三次出任邕州知州，第一次在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以崇仪使身份上任，第二次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转六宅使身份续任，直至熙宁四年（1072）结束在邕州的任期，前后一共在邕履职7年。第三次则是越南入侵邕州并撤退后，其于熙宁九年（1077）再任，未满一年便调离邕州，于翌年去世。

    据《宋史·陶弼传》记载，陶弼在第一、二次任职期间（1065 ~ 1072），经历了一次南宁的特大暴雨，“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弥月。（陶）弼登（邕州）城以望，三边（城墙）皆漫为陂泽，（陶弼）亟窒垠江三门，谕兵民即高避害。”句中出现的“垠江三门”首次点明了邕州城有三座城门临江而建，而临江的方向是西面，“而（邕州城）西因长江焉”。

    另一个线索即出自陶弼笔下的诗《秋日登南城台》，诗名中的“南城台”就是指南城门。同样的，陶弼另两首古诗《早登昆仑台望戍兵北归》和《昆仑台》，诗名里的“昆仑台”就是指昆仑关城门。所以邕州城南面还开有一门。自此，七座城门的方位已基本确定，除东、北两地的三座城门（长桥、朝天、望京）外，西面还有三座城门，南面还有一座城门。那么西、南两地的四座城门对应的是长泰、镇远、安塞、威济四名中的哪个名称呢？

《永乐大典·南宁府志·城郭篇》记载，明初洪武年间重修的南宁城共开有五门，分别是镇边、镇江、安塞、 朝京、新东门。其中仅有“安塞”为宋代的旧名，其余尽皆新名（笔者认为镇边门的“镇边”一名，疑为“镇远”的误写，因为边、远二字相近）。在明清540余年的时间里，除去明万历三十年（1602）重开的第六门（南门）外，上述五门位置几乎不变。而这五门中，镇边、镇江、安塞为明初南宁城的临江三门，其正好对应北宋邕州城的临江三门。这说明二者的规制是一致的，明代与宋代的临江三门具有传承性。

    其中又因安塞门保持了原称不变，这使得我们能够通过排除法，去确定临江三门在名称、位置上的传承关系。据广西档案信息官网刊登的《南宁的城门（图）》一文所称，镇江门前名为“威济门”（但文章并未提供该说法的来源）。这直接让我们破解了谜团，即明初的镇边、镇江、安塞三门，对应的是北宋镇远、威济、安塞三门。

    而在《永乐大典》收录的南宋“建武军图”中，镇远门外还被标注为了“西门”，门上筑有城楼。而威济、安塞则属于没有城楼的城门。到了明初，镇边、镇江两门外则修筑起了瓮城。《永乐大典·南宁府志·城郭篇》记载，“镇边门……，月城池周围二十七丈”，“镇江门……，月城池周围一十九丈”。并且镇边、镇江、安塞三门之间相邻的距离也被记载得清清楚楚，“镇边门至镇江门长一百一十丈七尺五寸”，“镇江门至安塞门长八十二丈七尺”。

    既然镇远、安塞、威济三门在西，那剩下的“长泰”便应是在南了。通过比对南宋“建武军图”，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南面城门上标注着“大门”二字，门外还修筑起了一座瓮城。瓮城外通向临江三门的道路上还标注有“南门”的字样。这凸显出了长泰门向南防御的布局，以及该城门的重要性。

    在宋代，邕州是整个西南地区边防的核心。其不仅管控着左右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也监视着越南的一举一动。而在神宗熙宁八年（1075）爆发的“宋越战争”，交趾军就是从南向北进攻南宁，长泰门首当其冲。这也使得长泰门成为了邕州城防的重点。并且在南宋“建武军图”中，长泰门外还设立有“南市”、“社稷坛”和军营，以及各类寺庙、院落。这点在邕州知州陶弼的《秋日登南城台》一诗中就有写道，“落照悬渔市，孤烟起戍营”。此外长泰门还是当时的交通要道，城外有道路直通临江三门和东面城门，其中还有两段支路通向了江边，似与码头相连。由此可见，长泰门外的发展要比临江三门外的西市繁盛得多。

《永乐大典》收录的南宋邕州“建武军图”里的长泰门（南门）

    就是如此繁盛的长泰门，却在宋蒙之战与元代的内乱中走向衰败。这导致在明朝定鼎广西后，重建的南宁城居然都不打算在城南规划开通城门。随着城南的封闭，以及交通的易道，原本繁盛的南市也变得萧条没落。直至明万历三十年（1602）才在城南面重开南门，并一直延续到了民国。

    而南门的重开，也缓解了镇江、安塞二门的压力。特别是洪水季节，镇江、安塞二门封闭后，南门就成为人们进出城南的重要通道。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