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湾畔的防城港，衔山抱海、江潮汇涌。这座边境之城的人口中，藏着无数关于“迁徙”的故事，勾勒出城市生长的轨迹，沉淀着多民族共生的独特底蕴。截至2024年底，这里常住人口达108万人，回溯至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仅数十万人；本世纪以来人口稳步增长，近十几年更呈加速攀升之势。从远古土著先民到历代各族移民，每一批逐光而来的人们在此扎根深耕，既推动了人口扩容，更浇灌出城市兼容并蓄的精神底色。

远古先民：西瓯骆越，山海初居者

秦汉之前，防城港的山海间已燃起文明火种。古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越人，是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亦是如今壮、京两族的共同先祖。五千余年前，他们以氏族部落为纽带繁衍生息，尚无明确姓氏体系，唯有山海为伴、刀耕火种。随着社会形态演进，逐渐孕育出多个土著大姓，壮族原住民的黄、莫、韦、覃、罗等姓，多由原始氏族称号演化而来。先民们聚族而居、薪火相传，构筑起独特聚居格局，为这片土地埋下最早的人文根基。

秦汉至宋元：中原汉风南渡，戍边融土共生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防城港归入象郡版图，第一批中原汉人随之踏上这片边陲之地——有戍边将士、流放者，也有逐利商人与避乱百姓。他们带来中原先进的耕种技艺与手工艺，与西瓯骆越人相邻而居、渐相融合，为蛮荒之地注入农耕文明的活力。公元41年，交趾（今越南一带）叛乱，光武帝派马援将军南征平叛，战事落幕後，将领黄万定、禤纯旺等率部属留驻屯田戍边。这批“马留人”战时执戈守土、闲时躬耕劳作，引入中原灌溉技术，更以通婚深耕文脉，成为防城最早的汉族移民群体。

三国至宋元，中原战乱频仍，无数百姓被迫南迁。南宋末年，大批粤闽汉人辗转千里至此开荒拓土；加之海上贸易兴盛，往来商船停泊休整，不少商人择地定居，让人口构成愈发多元。中原汉俗与土著风情日复一日交融浸润，沉淀为边境特有的文化肌理。

明清时期：各族汇聚辐辏，边疆格局定型

明清是防城人口激增、各民族共生格局定型的关键期。明初朝廷推行屯田政策，大批汉人携家带口来此拓荒垦殖，唤醒土地生机；明末清初，受战乱、土地匮乏影响，粤、闽、琼的客家人、广府人、疍民相继迁入，各安其业、各守其俗。客家人扎根十万大山丘陵，以旱粮种植为业，客家话、山歌等习俗代代相传；广府人聚居沿海城镇，深耕商贸与手工艺，兴旺市井烟火；疍民以船为家、逐海而居，在潮起潮落中孕育独特水上文化。

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京族先民从越南涂山追捕鱼群，迁徙至东兴江平巫头、万尾、山心三岛（今京族三岛）。作为西瓯骆越人后裔，京族与壮族同属本地土著，此次为族群内迁徙。最初迁居的刘、阮两姓，后邀黄、吴等族人共居，以渔为业、筑屋而栖。如今三岛因围海造田与大陆相连，京族哈节、独弦琴等文化瑰宝仍在岁月中传承。同期，瑶族先民从广东肇庆迁入十万大山，依山而居，进一步丰富了多民族共生格局。

近现代：迁徙从未停歇，融合向深而行

民国年间，战乱与生计压力推动粤桂其他地区民众迁入防城，投身农、渔、商贸行业，为边境发展注入活力。作为边境口岸，商旅络绎不绝，不少越南边民因贸易、探亲定居于此，让中越边境民族联系愈发紧密。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防城港凭借沿海沿边优势，崛起为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人口迁徙规模持续扩大，近年更迎来爆发式增长。2018年常住人口95.33万人，2020年增至104.74万人，两年增长近10万人，2024年突破108万人，跻身广西仅有的4个人口净流入城市之列。

人口快速聚集，源于产业赋能与政策扶持的双重驱动。蓬勃发展的产业吸引大批创业者逐梦而来，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让“安家防城港”成为更多人的选择，2024年65.24%的城镇化率便是最佳佐证。如今这里生活着汉、壮、瑶、京4个世居民族，壮、京两族为原住民后裔，壮族黄、莫、韦、覃与京族刘、阮等姓氏，承载着族群记忆；37个少数民族在此汇聚，外来人口带来的新观念、新活力与本土文化交融，为城市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防城港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从何处来”的答案。从西瓯骆越人的刀耕火种，到马留人的戍边拓荒；从明清各族的汇聚共生，到新时代建设者的逐光而来，每一批移民都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山海间扎根、融合、成长。他们用脚步丈量岁月，用坚守书写传奇，成就了这座边境城市的千年迁徙史诗，也绘就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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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诗人、学者。以春秋之笔勾勒岁月传奇，用温润笔触打捞时光深情。关注作者，解锁更多浸着热血与温度的岁月篇章；点击“三江春水”，探寻笔墨深处的故事。欢迎转发分享，让这份山海间的迁徙记忆，随文字流转、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