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这地方惊现“国宝”!高约1.5米、重达1吨,曾被用来垫水沟……

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馆长石磊（左）介绍《元祐党籍碑》

随着灯光的亮起，平放着的元祐党籍碑映入眼帘，《元祐党籍碑》五个大字遒劲有力，碑上一条深深裂痕清晰可见，边角已有些许磨损，诉说着它800余年的坎坷经历。

“这块碑刻高154厘米、宽82厘米，重约1吨，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北宋年间政治斗争的见证。”石磊说，为何这块碑会出现在融水，还要从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说起。

《元祐党籍碑》

“王安石变法”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改革，出任宰相的王安石大力推行保甲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马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裁兵法等一系列新法和针对太学、官员裁减的改革，以期达到“富国强军”的目的，史上也将此变法称为“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

在短暂的变法之中，“富国强军”的效果不断显现。但是每项新法的推行都会产生一些弊端，也让朝廷官员产生了分歧。

历史，常常让人无奈。

一位奋发有为的新君，一个锐意改革的大臣，一套看起来不错的新法，一群德高望重的反对派，注定了变法的结局。

然而，原本与王安石是好友的司马光，因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之举，两人彻底闹翻。司马光因持反对意见，被贬在洛阳待了15年，被贬的还有苏轼、苏辙两兄弟。

苏轼也因不满王安石变法产生的弊端，上书表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意见，但均未被采纳。他时常将表达自己对朝廷推行新法的不满付诸笔端，牵扯出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缘于另一个宋代名人沈括。沈括的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后来，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他们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后来由神宗批示后，台吏急驰湖州。当时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秘密遣人告诉当时任南京幕官的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苏轼提前知道消息后立即告假，但台吏到达湖州后，将苏轼押解赴京。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指控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开始，苏轼承认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后来，御史台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39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

苏轼下狱后生死未卜，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不能见面，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有坏消息，就改送鱼。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暗中约定之事，偏巧远亲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最终大难不死，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一是他的政敌王安石，他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二是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当然，还有主政者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后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为什么这场声势浩大“文字狱”叫“乌台诗案”呢？

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盖因御史台官署内栽满了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也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元祐”，司马光奉召入京主政。司马光上任后“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又称元祐党争。这也导致“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

原本站在王安石一边的蔡京，此时又站出来支持司马光，深得司马光赏识。

宋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即位，蔡京得到重用，拜为宰相，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

“这时，蔡京为了铲除异己，上书宋徽宗将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等309人定为‘害政之臣’，并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之上，令全国各州县立石刻碑。”石磊说，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耻辱碑”，后来皇帝意识到，这样公布后，朝中几乎无可用之人了，一年后这些碑刻全部都被捣毁了。

在明代海瑞撰写的《元祐党人碑考》中，详细地阐明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元祐党籍碑》碑上的文字共分为三部分，即碑序、碑文、碑跋，有细线作为区隔。俯身仔细看，辨认上方的碑文略显吃力，一旁的拓片版十分清晰。

复刻版《元祐党籍碑》

第一部分的碑文清楚明白地显示了为何蔡京要立此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

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谨书。”

石碑怎么会出现在融水？

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这份名单，涵盖了整个北宋文学圈的“顶流”。既然这些立于全国的碑刻不久便悉数被捣毁，为何又会出现在融水？

石磊徐徐道来，这与《元祐党籍碑》第63人有一个叫沈千的人有很大关系。原来，融水幸存这块蔡京书的《元祐党籍碑》，是在北宋毁碑后的105年，即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由沈千的曾孙沈暐重刻。

在宋钦宗和南宋高宗时期逐步为元祐党人平反。沈千的曾孙沈暐在任融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之时，认为自己是“忠良”“名节”之后。于是便拿出家藏100多年的原碑拓片，重刻了《元祐党籍碑》，立于融水城郊真仙岩（老君洞）内。曾经的“耻辱碑”，也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光荣碑”。

图为老君洞洞口

《元祐党籍碑》第三部分即为沈暐跋：“元祐党籍，蔡氏当国实为之，徽庙遄悟，乃诏党人出籍。高宗中兴，复加褒赠，及录其子若孙。公道愈明，节义凛凛，所谓诎于一时而信于万世矣。其行实大槩，则有国史在，有公议在，余官第六十三人乃暐之曾祖父也。后复官，终提举杭州集真观，赠奉政大夫。暐幸托名节，后敬以家藏碑本鑱诸玉融之真仙岩，以为臣子之劝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权知融川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古霅沈暐谨识。”

那《元祐党籍碑》原来立于真仙岩之中，为何又会到了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呢？

石磊说，真仙岩曾建了一座工厂，不少石刻、石像、石乳被砸毁，《元祐党籍碑》被送到县政府大院存放。大文豪郭沫若1972年到广西考察时，曾关切地询问：“你们融水那块碑还在么？”人们才去寻找，后来发现碑刻被拿去填水沟了，找到时已经断成两截。

图为老君洞景区大门

石磊介绍，1984年起，《元祐党籍碑》被融水民族博物馆收藏。1994年，经专家鉴定，确定《元祐党籍碑》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它也是融水民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别看它是块‘烂石碑’，但是它所体现的历史价值、书法艺术价值是无限的。研究完这块石碑上的人物，相当于研究了一部北宋史。”

在采访过程中，石磊透露，在真仙岩现在仍有一块《元祐党籍碑》，只不过是一块复刻版。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在石磊的带领下，来到了《元祐党籍碑》最初的安家之地——真仙岩。

融水研究碑刻文化的爱好者覃超军告诉记者，走进洞内，还能看到司马光、张孝祥等人石刻。

在洞口处看到了复刻的《元祐党籍碑》，同时也看到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雕像。

复刻《元祐党籍碑》文字清晰，当年徐霞客为了拓下《元祐党籍碑》，在洞内住了13天，还写下了《真仙岩游记》。

图为徐霞客《真仙岩游记》部分

在徐霞客雕像下方，镌刻着徐霞客所写《真仙岩游记》，其中描述了他拓片的过程：“盖此中无纸，前因司道檄县属僧道携纸来岩搨元祐党籍，余转市其连四陆张。搨者为吏所监督，欲候党籍碑完，方能为余搨韩忠献大碑，故栖迟以待。余先以余闲取一纸分搨此碑，而屡成虚费。然碑可再搨，而纸不可再得，惟坐候搨者，完忠献大碑而已。”

图为徐霞客雕塑。

无数文人墨客，和徐霞客一样，沿着融江来到融水，留下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那么，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请关注后续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