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民国文献《南宁社会概况》所录丧葬仪式考释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人虽为万物之灵长，也仍无法避免衰老死亡，走向自己人生的终结。故而死亡是一件让人颇可痛惜而庄重肃穆的事情。按照民间信仰的说法，死亡是一个转换的节点，标志着此生的结束，以及来世的开始。而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深知此即终点，人无来生，所以面对亲友的故去就尤其哀痛。

《南宁社会概况》简明扼要而相对完整地记录了南宁丧葬仪式的具体程序。按书所记，彼时南宁民众遇到丧事，首先按照习俗进行“始丧筹备”， “必备棺材，裁寿衣，布丧场，扎灵牌位及拜亭等，并请堪舆先生择丧日及安葬地，撰碑文，印讣闻，及制其他各种纸扎等物，以备入殡之用。”

其次是“入殓”，先与死者举行最后沐浴，着寿衣。儿女媳妇等亲手扛死者尸体入棺，同时烧炮鸣锣。接着是发讣闻，除了在报纸上刊登之外，还另印“白纸蓝字”讣闻，分送亲戚朋友以告知。此书提到，“寿衣数件以单数为准，如七、九、十一等，普通以衣七裤四为多，质料各色均有，富者多用绸缎官服，棺木多油桔黄色，内铺牙灰、沙纸、白布等。”这段记录非常宝贵，因为虽然南宁市的民俗至今强调“喜事用双数，白事用单数”，所以寿衣数件可以猜测而出，但至于民国时期的棺木里的垫层是何种质料，由于解放后基本用火葬，此习俗早已消失，故而从日常生活中已不得而知，幸有此文献才得以管窥。

由于“孝服”侧重仪式性，而费资不高，所以被相对详细的记录在正文中：“凡遇丧事，为子女者，皆身穿白长衣，套粗麻无边大络背心，孝子头戴麻帽，足踏麻鞋，孝女则头包麻布，为孙者，亦皆身穿白长衫。有边黄麻背心，但男孙头戴白帽，女孙头披白长布，曾孙均穿白短衫，玄孙挂长白带，其他亲友来吊祭者，各给白孝巾一条，扎于头上（近来闻有改用缠黑纱者）。”根据此书描述，南宁的“披麻戴孝”具体样貌与中国其他地区并无太大差异，但其思想史料价值在其括号内所述内容：此处已展现了南宁乃至广西的新旧丧葬文化之交替，旧式的“披麻戴孝”开始向现代仪式的“缠黑纱”过渡，只是这种现代仪式还只露出端倪，暂时未能占据主流，故而编者标注是“听说已有”（“闻有”）。

第四步是“吊奠”，此书提到，“凡丧家于开吊之日，须举行家奠礼三次，即上午一次，正午一次，下午一次，至出殡时在行离堂祭礼一次，事前派定司仪人员依时举行（注十九），各戚友于是日前来拜吊，亲戚多在日间，朋友多在晚间。”这里提到的一些习俗今已不存，比如三次奠礼，以及戚友拜吊时间的昼夜之别等。

第五步为出丧“发引”。出丧之日，由司理丧事者筹备出发丧事事宣。然后依照其次序动身：“灯笼、鼓乐，前行引路，挽帐、挽联、香亭、灵位，及送殡亲友在中，孝子及灵柩在后，依次排列成行。且以长白布两条，分系于灵柩杠左右，使二人各拉一端先行，送殡者在中，缓步送往葬地。”这里的记录颇简，出丧所用乐器和用曲皆所记不详，仅以“鼓乐”二字概括。而且出丧应伴以挽歌，此处也未载，以至今日无法得知其中所涉民间仪式性音乐的具体细节。

最后一步为安葬。此书载，逝者棺木达葬地后，照堪舆先生所拟方向位置及时辰，放入所开之井内，称为“下葬”。此书记录了下葬时的相关细节：坟前立一石碑，上述死者一生事迹，生死年月时及孝子等名字，坟上用青草皮砌成圆堆，是为“圆坟”。坟之四周各埋锡龙一条，称为“安龙”。 下葬过程中，孝子等均面向地，以示不忍之意。此日备筵席到坟前致祭，是谓“初次省墓”，葬后二十一日，又至坟前烧纸钱，名为“三七”。至四十二日，为女及婿备酒菜到坟前致祭名为“六七”。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关于丧葬仪式具体程序的记录，相对比较简略，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原因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民众往往有避讳丧葬的倾向，故而关于婚礼等喜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但丧葬方面则趋简而述。另一方面，也是编者潜在目的的体现。彼时“新桂系”正在推行移风易俗运动，希望简化丧葬仪式，便于节约社会资源以推动社会革新。

相对于中原和江南地区而言，广西的婚丧嫁娶在排场上已经较为精简，但相对于广西贫瘠的财力而言，仍然过于奢侈。农村地区常有人家因为办丧事而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甚至有“生可省，死不能省”之风，即，婚礼可以简办，但葬礼一定要“风光”大办。明嘉靖《南宁府志》就曾言本地“婚姻甚简，丧祭过奢”。而“新桂系”推行移风易俗，就必须破除这种根深蒂固的陋习，南宁作为首府必须带头做起，于是决定了这本《南宁社会概况》在相当程度上刻意以白描式的言语来记叙南宁的丧葬仪式。

这一安排非常巧妙，一方面，回避对繁复、铺张和迷信内容的直接叙述，以免被误认为是在肯定这些传统做法，于是符合“新桂系”政府治下强调移风易俗的“政治正确”原则，另一方面，通过“备注”和加一节“迷信”的内容，曲折而相对完整地把相关仪式细节记录下来，履行作为学者的职责，又兼顾了自己作为公务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实际上，彼时学者的困惑，也是今日民俗学者的普遍困惑，因为在具体实践中想将“民间信仰”和“迷信内容”完全区分切割开来其实相当艰难，有些仪式如果去除了我们认为的“迷信”内容，它的民间信仰研究部分也就所剩无几。

在介绍了南宁丧葬仪式的具体程序之后，此书特意提到丧葬费用问题。编者按照贫富不同，细分了“富户”、“普通户”和“贫户”三种。“富户”仅棺木，即费“约毫币二百元至五百元”（毫币，即当时的广西通用货币“银毫”），而寿衣又约八十元至二百元，再加筵席及其他杂费约五百元以上，总计约两千余元。而“普通户”总计约八十元至二百元，至于“贫户”则“贫穷之家，为数仅百数十元而已”。

作为直观的对比，依据同在此书中的统计，南宁普通人家平均每人每月膳食费约毫银六至七元，上等人家则九至十元。工人的青蓝土布衣，每套均约二至三元。“富厚人家”的夏绸冬绒每套在十元以上。那么“富户”两千余元的丧葬花费，乃是彼时南宁普通人家一个人近28年的膳食费，足以让普通工人购买六百到一千件衣服。即便是等于“富户”本身，一次丧葬费用也足等于一个人约17年的膳食费，耗费太过奢侈。相比之下，今天南宁市一次简约的丧葬费用是六千元，豪华的为三万左右，对比南宁市工薪阶层的收入，简约的相当于一人一到二个月的收入。而今日南宁普通人一个月餐费约九百元人民币，如果简单化地按照膳食费比价，彼时南宁普通人家一次丧葬费用可粗略相当于今日几十万元人民币的花费，的确成为了20世纪早期南宁人民的沉重负担，占用了大量本可投入社会生产的社会资金。如果不革除陋习，必然影响广西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此书编者要特意以如此简略化的言语来概述本该详细展开的丧葬仪式过程。因为作为一本官方编订的书籍，如果直接叙述这些社会旧习，在那种特定社会环境下必然产生不良影响。

然而如前所述，编著此书的乃是当时的知识阶层，而且恰好处于北大倡导广泛收集中国民间歌谣、习俗、实物等文化遗产之风潮正甚之时，面对收集到的这些南宁丧葬文化资料，编撰者当然不舍得因为“政治正确”的缘故全部删去，于是做了前述的“小手脚”。今人也幸而因为30年代这些编撰者做的“手脚”而从“备注”以及“迷信”一节看到相关史料。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些习俗大多早已消失，关于它们的口述记录也大多失传，因此《南宁社会概况》里关于南宁丧葬仪式的内容可谓弥足珍贵，如果没有彼时编撰者的用心记录，这些内容恐已就此湮灭。

此文的“注十九”是详注，其中记录了“新桂系”治下广西这段时期的“奠礼”仪式过程：（一）内静外肃；（二）行早午晚奠礼；（三）擎鼓三通，鸣金三响；（四）奏大乐；（五）升炮；（六）众孝等哀离丧所；（七）执事者各司其事；（八）主祭者就位；（九）陪祭者皆就位；（十）迎灵，鞠躬举哀，哀止；（十一）奏小乐；（十二）匍匐，九稽颡，兴；（十三）行舆洗礼（十四）行上香礼（十五）行三献礼（十六）读蓼莪者就位，宣读蓼莪首章（十七）行亚献礼，宣读蓼莪次章，（十八）行三献礼，宣读蓼莪三章（十九）孝媳出帷，献茗茶（二十）读哀词者就位，宣读哀词（二一）行侑食礼（二二）行绕棺间安礼（二三）行望燎礼，（二四）礼毕，众孝等哀回丧所。

这一注解完整记录了彼时正式葬礼的流程（当然，这主要是中等以上人家才能完整施行的流程。贫穷人家无法如此规范，往往草草了事）。这里面较为显眼的特征就是新旧混搭。其中的“鞠躬举哀”，是现代式的礼节，今日的告别礼就是鞠躬致以哀意。但鞠躬之后，随即又“匍匐，九稽颡”（稽颡，即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这又回到了古礼的范畴。这种混杂着旧式传统和新式仪式，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场景。彰显着这段时期丧葬文化的过渡性。

按照今日的模式，实际上人为将传统丧礼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殡仪馆，按照现代追悼会的模式施行，另一部分则在告别厅之外，或者在家中，按照传统的仪式进行。比如在告别厅不得点香，于是传统习俗中原有的“上香礼”（即点燃香烛）和“侑食礼”（即向逝者敬献茶、酒、饭、菜）等被挪到他处进行，其中许多礼仪。至于传统葬礼中必不可少的“望燎礼”（即将祝文放进火盆内点燃，以示把祝文上达于天），在南宁则已经变异，古人认为一定要通过祝文才能将声音通过文字上达于天，但现代人简化了此程序，认为一边烧纸衣、纸钱，一边喃喃念叨，就能传达给另一个世界。而“舆洗礼”也发生变异，在此书里，舆洗是在“稽颡”完成之后，行上香礼之前进行，但南宁现代追悼会模式，是在完成告别仪式之后，走出告别厅，在装有柚子叶的水盆里洗手，以示与逝者就此作别，而柚子有“护佑子孙”之意，故而舆洗也有祈福意涵。这里比较可惜的一个部分，是宣读《蓼莪》习俗的消失。《蓼莪》是诗经中的悼亡诗，“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洗练地表达了父母养育自己的功劳，以及父母恩情难报的痛惜。这一部分在现代追悼会模式中已被去除，其实这部分可以部分保留在追悼会之中，作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在此节的第九部分，以“丧葬琐俗”为名，介绍了部分彼时的丧葬习俗。这部分是介于“民俗”和“迷信”之间的内容，与之前的丧葬仪式流程，以及其后的“迷信”部分的内容都有所区别。

     二为“钱串幡”：此书介绍曰：“钱串幡又名冥钱，是串钱之意思，已嫁之女子，遇其父母伯叔死亡时，必焚烧一串以报父母伯叔之恩。”此处记录似乎与现实有所出入，彼时的编者可能把“钱串幡”与“钱串”搞混了。“必焚烧一串以报父母伯叔之恩”的应该是“钱串”而非“钱串幡”。“钱串幡”现在在南宁市甘棠街还有卖，这个是跟“招魂飘”类似的冥品，以一到数串纸质金元宝、银元宝和五彩条制成，用以显摆“我们家有钱”。除了纸质金元宝、银元宝之外，冥币还需另烧。新潮者喜欢购买那种将人民币、美元等原图拼改而成“天地通用”、“冥府通用”的冥币焚烧祭祀。而传统者则更倾向于烧几叠黄镪纸，他们认为冥府“不认”这些人民币、美元图案变造的新潮“冥币”，而他们推崇的黄镪纸其实模仿的也是现代钞票出现之前的中国传统纸钞，精致的黄镪纸会戳记金钱纹，而一般的则在这叠黄镪纸上戳几个孔就草草了事。

三为“粮食罐”。灵柩停家时，灵前需置瓦埕二只，名为“粮食罐”，每日供奉之饭菜，尽倾入埕内，埋葬时，将埕放在棺旁，一并掩埋。此习俗在记录它的时候就开始式微，这种浪费粮食的仪式被改为另外一种至今通行的方法：将祭祀逝者的每一碟菜都用筷子挑一些出来，作为祭祖之用，其他的还是由逝者家人食用。唯酒水会一倒而尽。

四为“锁财”：当棺材入家时，用铁链锁在门根处，名为“锁财”（其意谓财已入门，将其锁住，将来必定财源广进）。由于火葬的普遍实行，此俗早已消失。

五为“子孙钉”：死者入殡后，用铜钉一条串以红绿绸缎数块，插在棺盖上，名为“子孙钉”，出殡时，将钉传与其子或孙以希世代繁荣。此俗今亦已消失。

六为“材底灯与路灯”。柩停在家时，放生油灯一盏燃于棺木下，昼夜不息，名为“材底灯”。又用红绿纸制成碗形制纸灯，于出殡前夜，沿街燃放，名为“路灯”，是使死者灵魂，不致迷失路途。此俗今亦已消失。

七为“灵桌”，即灵前放单桌一张，上放死者遗像及灵牌，香炉烛台等类。此书所谈甚为简略，实际上据笔者所知，悼亡仪式之后，灵前临时“灵桌”就会撤掉，但并非完全撤除而是移入“供柜”。此书只谈到临时性的“灵桌”，而未谈及“供柜”。按道理，每家都有一处地方设有神龛，但家中能供神龛者，说明其家里空间颇大，但现实中的南宁民居则多逼仄（南宁市民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陆续住上现代的大房子），很难有专门一块地方常设神龛。因此，在实际生活里常有变通之法。昔日南宁的民众家里大多有“供柜”，即在家中寻一位置（一般是在大厅）的木柜，同时用作做几种用途，柜子的上半部分设置一个专门空间，用以供奉神像和祖先相片，逢每月初一、十五都上香及酒水。而柜子的下半部分依旧使用，或放碗碟筷子当碗柜，或放衣服当衣柜，但一般用作杂物柜，以免对神灵和亡者不敬。此习俗在笔者儿时仍颇为多见，但现在已鲜闻。

在传统南宁房屋空间结构里，生者和逝者是共处关系，逝者通过神龛或曰“供柜”与生者保持精神联系，但现代南宁房屋是生者独处空间结构，逝者不再有象征性符号（如，果盘、香烛供奉的遗像）停留在房屋中。这是时代的进步，但从精神联系上看，这种改变多多少少让传统民俗意识跟现代的发生了断裂。

八为“灵对”，即灵前悬挂对联一首，横额一块，由女婿或外甥挽送名为“灵对”。 “灵对”于今仍存，作为挽联悬挂在告别仪式大厅，一般是白底黑字，外裱蓝纱布。不过殡仪馆人员制作日益马虎，白底本应用宣纸，墨水需用浓墨，但现在则往往随便用廉价的学生练字墨水往普通打底白纸一写，晾干后即用订书机钉在粗制蓝纱布上了事。

九为“芦棒”，用芦根节成手棒，每根长二尺，上粘黄白色纸，孝子均须手执一枝，殡葬后，放于坟旁，以为奉侍。“芦棒”为古制“杖”的演化，俗称“哭丧棒”。民间传说棍棒可以驱鬼，故而孝子持杖开路，为的是驱散沿途的孤魂野鬼。自己亲人新丧为鬼，孝子怕众旧鬼欺生，故持杖为新丧的亲人立威。此物自古流行，但于今已经在南宁鲜见。

十为“烧纸屋”，即埋葬后，将纸扎房屋一座，在坟前燃烧。意冀使先人之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不受无房之冻馁。此俗今日仍盛行，甘棠街里各式纸屋一应俱全，除了纸屋之外还有纸电脑、纸轿车等。解放后，去世者的骨灰一般存放在南宁市火葬场。后南宁市人口愈多，原本在市郊的火葬场逐渐被民居包围，于是火葬场搬到七塘，原址变为殡仪馆。殡仪馆原辟有墓地，但不够用，又有另一南宁市郊“青龙岗”为墓区。南宁还有一片地方叫做“四厦岭”，自清末就陆陆续续有民众将之作为墓地使用，笔者外公即葬于此。昔日四厦岭墓地并不大，被鸡村包围着，四下为荒野之地。但这几年来，四厦岭野墓地被承包为专门墓区，而四厦岭周围的荒山野岭也已被开发商辟为高楼大厦。每到清明祭拜时节，笔者站在这鳞次栉比的大厦之间，不禁有“那些被人们烧掉的纸屋，如今全从地里长出来了”之感。

十一为“偷寿碗”。若死者寿高而子孙满堂者，当家奠之日，必邀请亲朋斋饭，饭后各人便窃取饭碗等物，名为“偷寿碗”，预祝此后定可多福、多寿、多男子云。此俗因其俚鄙，也已消失。不过在彼时，此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冲淡死者家属的哀痛，故而还是有可褒之处。

十二为“功布”。据此书所载，“灵前悬挂白布两方，每方长约三尺，上书‘功布’二字，名为‘功布’”。传统丧葬仪式中，根据居丧者与死者关系的亲疏，所穿衣服也有所不同。其中大功、小功合称“功服”，因所用布料经过加工，比斩衰、齐衰所用粗麻布要色白质细，故称“功服”。“功布”则是将白布悬挂在灵前，此俗为传统汉族习俗，中国各地都有，只是南宁本地还会专门在白布上写上“功布”，显得有些奇特。

除了前述“丧葬琐俗”，此书还另辟有“迷信”一节，藉以记录“回煞”、“行七”等被认为属于文化糟粕的迷信概念。限于篇幅，本文不再细谈，日后再以一文探讨。

每一种叙述背后，都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考量。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出现在“在场之处”，而且也隐含在“不在场之处”。结合彼时社会背景，细细分辨此书所叙述文字，可以发觉它有一个特点：凡是丧礼花费高、或者涉及最需要革除的传统迷信的部分，恰恰是此书所谈最少的。比如最耗费钱财的“始丧筹备”，此书仅以“备棺材”、“布丧场”等寥寥数字概括，而更加隆重的出殡（“发引”），亦仅以两行字白描，仿佛“路祭”之隆重和繁复，在南宁丧葬文化中是不存在的一样。而在“寿衣数件”、“孝服”形制等相对琐碎的事情上，编者反而所谈甚详细。至于安葬部分，其中“择穴”一项在此书中被刻意淡化，而实际上此处恰恰是既耗钱耗时，同时又是中国风水迷信糟粕最集中、最根深蒂固的部分。“择穴”之繁琐，从晋人郭璞所著《葬书》即可管窥，从地势到砂形无所不涉及，生硬地把前人墓穴与后代命运联系起来。“新桂系”时代的编者在编撰此书时，秉承的乃是强烈的移风易俗的意识形态，但又非常巧妙的以润物细无声的低调手法，不露声色地让自己的意识形态目的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今日观之，仍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匠心独运、用心良苦。

古往今来，中国人在丧葬问题上一直都有着矛盾纠结的心态，一方面，如果葬礼不举办到一定的程度，就难以让对逝者的哀悼具有庄重的仪式感，另一方面，要具备仪式感，则往往很容易滑入铺张劳民的陷阱。如何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把葬礼办得既具备仪式感，又不失之于铺张浪费，在两者之间拿捏是颇考验智慧的。“新桂系”政府试图建立“模范省”，完成对广西全省区域内的广泛社会动员，就必然对广西传统丧葬文化这一痼疾开刀。所以我们看到了此书把丧葬仪式分成如上所述的三个部分叙述的奇特章节安排。此书本为介绍当时南宁市社会状况所编，但由于其开创性和史料记录的稀缺性而为南宁乃至广西的民俗文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细研此书所载内容，既可还原诸多早已消失的民间习俗，也在此过程中触摸到彼时编者复杂微妙的心态，以及此书编撰背后风云变幻的八桂历史大背景。故而重研此书，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