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版的奥斯卡·辛德勒——法籍主教沈士杰

南宁版的奥斯卡·辛德勒——法籍主教沈士杰

◎思恩编辑部（阿素喇）

编者按：文前声明，本站无任何传教意图（编者为无神论者）。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旨在跳出单一叙事，去触摸那些在动荡年代中复杂而真实的人性。传教士固然有自己一套观念和信仰，我们不予置评；但对于那些在至暗时刻援救苦难者的凡人，却唯有敬意。“凡救一命，即救全世界。”这便是本文写作的初衷。本文有些广西地名用音译推导，多有错误，还望指正。

▲1930年时期，沈士杰像

远渡重洋

沈士杰法文全名Paulin-Joseph-Justin Albouy（直译保兰-约瑟夫-朱斯坦·阿尔布伊），因为近世来华西方传教士都喜欢入乡随俗取中文名，故而取汉名“沈士杰”。

1880年6月9日，沈士杰出生于法国南部阿韦龙省（Aveyron）的康布拉泽小镇（Camboulazet），出身当地农民家庭，家中一共有十三名子女，他排行第三。其家乡隶属罗德兹教区卡尔瑟纳克-佩拉莱斯（Carcenac-Peyralès）市镇下辖的泰韦尔纳（Tavernes）小村庄。家中宗教氛围浓厚，一名姐姐后来成为鲁埃格地区维尔弗朗什（Villefranche-de-Rouergue）圣家会修女，一名兄长远赴美国亚利桑那州担任传教士；另有四名弟妹幼年夭折，存活下来的九名子女当中，有三人先后投身教会。

沈士杰早年在家乡小学上学，1893年，堂区副本堂神父专门为他开设课程，教授拉丁语课程。年少时期，他深受海外传教士事迹的感召，早早立下志向，决意将来前往中国传教。1894年10月，他经人举荐，进入罗德兹城下圣皮埃尔小修院就读四年级，在校期间系统修习预科全部课业。

1898年9月15日，年仅十八岁的沈士杰，正式以平信徒身份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简称M.E.P.）大修院深造。

1899年9月22日，他领受剪发礼；1900年9月22日领受小品神职；1903年3月7日升任副执事；1903年6月6日晋铎为执事；1903年6月21日正式晋铎司铎。晋铎之后，他被教会派遣前往广西宗座监牧区履职。1903年11月11日，沈士杰启程远赴中国赴任，于1903年12月上旬抵达南宁。二十三岁的他正式踏上广西。自此后，他在广西生活居住长达49年，是近代法国天主教在桂传播中，无法绕开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

抵达南宁后，他随即开始学习白话（粤语），同时兼任传教区财务总管，之后又前往两广交界西江左岸的梧州继续进修语言，潜心研习汉字与汉文典籍，整整五年的潜心修习。

清末年间的广西，交通十分闭塞、山林瘴疠横行，再加上西林教案的影响，普通民众对外国传教士普遍心存戒备。1905年前后，拉韦斯特主教（Mgr. Lavest）将沈士杰调回南宁，继续担任传教区财务总管、教区区长，同时兼任1906年落成的南宁大教堂本堂神父。

1906年，南宁明德街天主教教区已有房屋，附设医院与印务局各一所，在册登记教徒128人。明德街天主堂陆续购置街道两侧民房土地数十亩，还在南国街修建拉丁书院。

1908年7月，巴尔里埃尔神父（P. Barrière）接任传教区财务总管一职，沈士杰神父就此卸任该职务，但依旧保留教区区长一职。自此之后，他开始系统研习中国文学与官话。彼时国内各地排外风潮日渐兴起，地方官府对传教事务多有刁难掣肘，时局动荡不安，各类事端频发。南宁城郊南部乡村的民众对天主教接纳度相对更高，他于是从1909年开始专门学习僮语（壮语），方便为武宣（Ou-suen）辖区内的望教者讲解。

1910年前后，沈士杰神父看中了江那（Kiangna）村落，又相中了武鸣朔板（Soupan/Wuming）僮族（Tho，直译为“土”，因为武鸣僮/壮话自称为“讲土的”）聚居地，计划在此开辟传教点。之后，他跟随武鸣东区朔板屯村民赵有荣一同进驻当地。

1911年，他首次尝试入驻朔板开展传教工作，却未能顺利被民众接纳。同年，他依托全球天主教徒的捐助资金，主持修建了一座融合当地传统建筑风格的天主经堂，后续又陆续增建神职人员宿舍、乡村诊所与教会学堂，还带领教民开垦果园、平整菜地、挖掘清水井。

1911年9月，沈士杰前往香港休养调理身心，12月20日从香港返程后，便主动辞去南宁所有教务职务，于1912年初正式定居武鸣朔板。

辛亥革命爆发后，广西地方局势陷入纷乱动荡，即便如此，他依旧坚守在朔板当地，主持修建小型教堂，坚持使用僮语向望教者宣讲。由于当时当地僮语没有成熟的文字典籍，教义只能依靠口头讲授。

1913年邕武公路正式通车，武鸣对外交通往来变得愈发便利，沈士杰的传教范围也随之向外拓展。仅在武鸣东区三个行政区内，就发展教徒七十三人，常驻神职人员达到四名。

1918年，沈士杰神父奉命调离朔板，前往桂平（Kouypin）分辖区负责传教事务。1919年，他调任桂平白沙镇，协助周怀仁神父接管当地全部事务。初到桂平之时，他最先定居在江边凤桐（Fongtong）村，租住民宅，开展活动。

1921年粤桂爆发内战，地方社会治安混乱不堪，盗匪四处横行，百姓生活不得安宁。1921年10月13日，他专程前往白沙（Paksha）镇粤军将领营中居中斡旋调解，为当地大批民众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1922年8月12日，他又亲自与某个匪首谈判交涉，竭力保护当地教民免遭劫掠祸害。凭借过人的胆识与处事担当，沈士杰赢得了地方乡绅的敬重与认可，准许他在西江沿岸、白沙镇附近自由择地、定居发展。

此后，白沙逐渐发展成为桂平一带重要的教区中心。他在白沙先后主持修建神父住宅、教会学校、诊疗所、修女院及教理员培育馆，并于1926年开办小修院预科院。1923年，在华人江神父（P.Kiang）的协助下，为让教会学堂合法合规办学，他奔走联络桂平官府，为白沙高等小学办理立案登记手续。1928年贵县（Kouyhien）爆发反教会排教浪潮，局势压力极大。

1933年，已是南宁天主教负责人的他，将天主教信仰传入宾阳县域。次年，他安排法国教士戴天恩在新宾新市场正街租下房屋，设立临时传教场所；1935年，他斥资在新市场东街公路旁购置2200平方米宅基地，动工修建宾阳天主教堂，又在中山公园南面老虎岭购入七亩畲地，划定为教徒专属公葬圣地。同时，他派遣修女廖雪琴、周家纳深入周边乡间，一边行医施药，一边宣讲教义。

荣升主教

1929年，南宁宗座代牧区前任主教刘志忠（Maurice-François Ducoeur）病逝，凭借多年在广西的资历与威望，1930年3月27日，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正式任命沈士杰为南宁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同时授予土耳其古城西迪索（Cidyessus）领衔主教头衔，全权执掌广西西部天主教教务。委任文书1930年4月12日送达南宁，受交通与内战影响，他直至4月22日才得知任命。

▲1930年11月，天津益世报

因当时广西内乱未平、交通阻塞，无法在本地举办主教祝圣大典，沈士杰只得远赴香港筹备仪式。1930年7月他前往香港（Hong-Kong），8月11日接到消息，南宁遭遇空袭，主教座堂被毁，伤亡惨重。

1930年8月24日，在香港纳匝肋（Nazareth）小教堂。祝圣仪式由香港宗座代牧恩理觉主教（Gustave-Joseph Deswazières）主持，到场人员众多，有赣州、韶关相关主教，四十名外籍司铎，十七名不同修会修女，以及本地华籍神职人员与教员。法国驻港领事、军舰舰长、广东省政府代表黄君强等列席。

1930年9月30日，沈士杰主教离港，10月6日抵达白沙，因南宁遭滇军围困、交通断绝，滞留贵县数月，至1931年1月28日方入南宁，并于2月2日祝圣当地私人小教堂。履职期间，他接到通知，梧州宗座代牧区获批设立，南宁传教区划出广西东南部十五余个分辖区交由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托管。

1931年粤桂停战，广西局势趋于安定，省内公路逐步完善。沈士杰主教先后在陈田？（Chengtien）、林州？（Linchow）、宾阳（Pingyang）、象县（Sianghsien）、中渡（Chungtu）等地建立传教站。1933年3月28日，他从香港登船，途经美洲前往罗马开展述职朝圣（voyage "ad limina"），1933年10月11日与在美国任本堂神父的兄长一同从勒阿弗尔港返航，再次途经美洲后返回广西。

执掌教区后，沈士杰全力统筹南宁、百色、龙州等桂西大片区域教务。他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因协助中国红十字会开展救灾、施医、赈济等善举，被红十字会南宁分会聘任为名誉会长，经全体理监事商议通过后，正式呈报总会备案。

三十年代时期，他在南宁市区崇善、明德等街巷广建教堂、育婴堂与公益诊所，医疗救助、收容孤幼。他常年奔走于城乡之间，兼顾教务管理、公益兴办与民生帮扶。沈士杰还长期支持马约神父（P. Maillot）创办的亭亮（Tingleung）麻风病院运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宁频繁遭遇空袭，修院建筑损毁严重。1938年1月8日空袭中，安德烈·马丁神父（P.André Martin）在修院内遇难，修院院长屈埃诺神父（P. Cuénot）重伤，修院生员随即疏散至白沙安置。

▲大美晚报晨刊(1938-01-10)

沦陷守城

1939年11月，战火蔓延至南宁，这座西南边陲重镇沦为抗日前沿。11月22日，日军推进至邕江南岸，中国守军第一七〇师、第一三五师、第二〇〇师五九九团及南宁地方宪警团紧急沿邕江北岸布防，与日军对峙激战。11月23日，日军依托飞机轰炸与炮火掩护，强渡邕江，中国守军拼死抵抗，伤亡惨重。

11月24日，南宁终究沦陷，守军被迫沿邕宾、邕武两条公路撤退，溃退途中遭日军尾随追击，损失极为惨重。据日军《致白崇禧、李宗仁将军书》记载，南宁此战中方阵亡将士多达四千二百人，后由日军统一收殓，合葬于南宁中山公园。

▲1939年南宁沦陷时期日军入城（图源《ZHI NA事变画报》第73辑）

战事突如其来，南宁城瞬间陷入混乱，大量来不及撤离的市民，多为老人、妇幼与孩童，慌乱中四处寻找避难之所。明德街天主堂、经文街小乐园医院、中山路道救医院三处场所，因有外籍人士主持，成为乱世中的避风港。

由沈士杰主持的明德街天主堂，敞开大门接纳逃难百姓，前后收容难民三百六十余名；英籍牧师开办的中山路道救医院收容两百余人，美籍传教士创办的经文街小乐园医院收容一百余人。

日军占领南宁城区后，忌惮外籍人士的国际身份，却又蓄意打压、管控难民避难点，随即派兵包围三处避难场所，以搜捕抗日分子为借口，企图强行闯入肆意行凶。

危急关头，沈士杰挺身而出，联合各机构外籍人员一同与日军展开谈判，据理力争，要求日军按照战时国际公约，将避难市民列为战区难民予以保护，禁止随意侵扰。

迫于国际舆论与外交压力，日军最终放弃强行闯入的企图，却依旧对三处难民点实施严密封锁，拉起铁丝网团团围困，仅允许外籍人士每周两次外出采购食品物资，隔绝难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被困避难所的日子里，生存物资极度匮乏。教会原有经费日渐耗尽，难民自带的粮食很快消耗殆尽，根本无法保障基本温饱。为节省口粮，所有人每日只能进食一顿稀粥，勉强维系性命。

恶劣的居住环境、匮乏的食物、缺医少药的困境，让难民中饥饿、疫病蔓延，不断有人离世。那些饿死、病逝的遇难者遗体，无法妥善安葬，最终只能被悄悄抛入邕江，无数家庭在战火与围困中破碎离散。

日军盘踞南宁期间，对居留城内的外籍传教士处处施压，严格禁止与外界互通消息，所有往来函电、书刊杂志一律扣留查封。

日军1939年11月24日占领南宁，当月二十八日便向天主堂下达禁令，先是核查粮食储备，继而直接禁止收容难民，勒令所有难民次日清晨鸣钟后到西门集中疏散，违抗者一律枪毙。

噩耗传来，堂内难民放声恸哭，纷纷围跪沈士杰身前苦苦哀求，场面凄惨不忍直视。沈士杰多次向日军交涉求情，均遭拒绝。日军强行驱赶难民前往西门，沿途哭声震动整座南宁城。

仍有部分百姓冒险藏匿未被驱离，日军事后清查发现勃然大怒，扬言要用机关枪将藏匿民众全部射杀。沈士杰再度出面据理力争，向日军保证堂内民众绝不妨害日军“治安”，才保全下一百八十名孩童与一百八十名老弱难民。

此后日军频繁上门巡查，有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气势汹汹到访，逐一核查堂内是否藏匿军人、政界人士与新闻记者，与教堂管理人员纸笔对峙、言语刁难，最终悻悻离去。为强化管控，日军用木板封堵明德街两处街口，外加铁丝网封锁，彻底隔绝外界往来。

日军仅发放六张通行证，一张归沈士杰，五张配发五位加拿大籍修女。明德街天主堂还有明伦里、南国街两处分堂，各收容难民五十人，沈士杰有心前往巡查照料，几经交涉才获准每周外出一次，且出行必须遵照日军指定街道行走，稍有驻足观望便有遭流弹射杀的风险。

采购物资同样受到严格限制，每周仅能前往新圩买菜一次，教堂自备小汽车申领牌照后才可代步，驾车必须由日本人担任，车上配有日军士兵监视，采购人员仅限一人，事前需开列菜品清单，行车路线固定不变，违者有触雷被毁的警告。

沦陷初期，堂内原有存粮十余万斤，之后又多方筹措购入十几万斤，勉强支撑难民日常糊口。有一段时期，教堂人员发现日军炊事兵常将剩余饭菜倾倒河边，经私下接触得知，这些炊事兵多是在宾阳战场被俘的四川籍士兵。沈士杰一方暗中备好筐篓，请他们将剩余饭食留存，带回教堂接济难民，以此艰难补充口粮。

难民被困期间，生活愁苦却也算规整，每日除起居饮食外，听讲道、读书、唱歌成为日常，教堂还聘请教师教成人识字，修女教导孩童歌唱。因长期营养不足，染病者日渐增多，所幸教堂自备诊所、储备药品，得以就地简易救治。

1940年10月9日清晨，日军悄然撤离南宁，被困近一年的难民终于冲破铁丝网与封锁木板，重获自由，教堂门口贴上 “重见天日” 四字，道尽沦陷岁月的隐忍与劫后余生的庆幸。

《益世报》1940年11月11日曾记载：“越南问题发生时，敌军竟目天主堂法籍主教沈士杰，神父彭钧毅（Henri Costenoble），唐定球（Aug Dalle） 等为俘虏。滇缅路开放时，对福音堂英籍牧师欧显光（Rev. H. Osborne），及该堂附属医院英籍医生黄扶民（Dr. John Webb），横加侮辱，直以仇敌视之。彼等十一个月来生活如处牢狱，行动全失自由。”

彼时已年届六十的沈士杰，来华传教已有三十七年，身陷日军管控之下，与外界音讯隔绝。记者登门探访时，谈及法国战败、越南遭日军侵占的时局，他竟全然不知，听闻消息后悲从中来、黯然落泪。即便自身身陷险境，他始终未曾放弃庇护难民，坚守教堂，守护三百六十余名避难百姓直至南宁光复。

神州日报(1940-11-11)

▲益世报（重庆版）(1940-11-11)

▲1940年12月南宁第一次光复

沈士杰等人救济难胞的义举得到官方认可与嘉奖。据1941年5月16日《大公报》刊发《桂省府转颁荣誉奖章》报道：邕宁沦陷期间，驻邕各友邦教会主教、神父、牧师沈士杰等人，尽力收容来不及撤离的老弱妇孺，施粮赈济、免费医治病患，倾力救济受难同胞，仁心义举令人钦佩。广西省政府此前已派员登门致谢，并将沈士杰等人救济难民的详细事迹呈报行政院，请求优予嘉奖，彰显善举仁施。后接行政院训令准予颁发荣誉奖章七座、证书七纸。获授奖人员分别为：天主堂沈士杰、彭钧谷、唐定球三人，道救医院欧显光、黄扶民二人，小乐园医院李远明、李雷二人。1941年7月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授予他荣誉勋章。

▲《大公报(桂林)》1941年5月16日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南宁再度沦陷，战火再度席卷全城。1944年11月，日军再度侵占南宁主教府，沈士杰主教与达尔神父一同避往靠近边境的十万大山（Cent Mille Monts）教民区。

沈士杰不愿向日军妥协，带领部分神职人员撤离南宁城区，转移至相对安全的乡村地带，同时依旧收纳流离失所的难民，在乡间继续开展救助帮扶。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他第一时间重返满目疮痍的南宁城，随即投入教堂修缮、难民安置与地方战后重建工作。

1947年他已拟定规划，计划在南宁创办工业学校，交由慈幼会（pères Salésiens）神父承办管理。1949年1月，沈士杰主教遭遇严重车祸，身受重伤，截去手部数根手指，此后行动与日常起居均受影响。1949年9月，他将战时先后从南宁迁至白沙、再迁贵县的修院迁回南宁。

终老故土

1946年4月11日，罗马教廷在中国正式建立圣统制，南宁宗座代牧区升格为南宁总教区（Metropolitan Archdiocese of Nanning），归入南宁教省管辖。凭借数十年深耕广西教务的资历，六十六岁的沈士杰被任命为南宁总教区首任正权总主教，这也是天主教在广西首次设立总主教区，而他也成为近代广西天主教史上地位最高的外籍神职人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内社会格局与中外教会关系发生巨变，因为意识形态所不容。随着国内相关政策逐步落地，外籍传教士的活动空间日渐收缩。

1952年5月起，南宁开始针对教会开展搜查行动，局势趋紧。1952年9月10日，沈士杰总主教被拘捕软禁，随后接受审讯，并在千人群众大会上受公审，被判驱逐出境。数日后他与吉罗神父（P. Giraud）一同被卫兵押送前往边境，1952年9月20日抵达香港。

1952年11月18日，沈士杰总主教搭乘航班返回法国，11月26日抵达法国本土。12月21日，他偕副总主教前往罗马，圣诞节次日获得教宗庇护十二世（Pie XII）私人接见。

1953年1月12日，他回到故乡罗德兹（Rodez），之后在巴黎巴克街大修院旅居三个多月。1954年2月2日，他重返罗德兹故里，2月4日午后突发尿毒症急症，于2月6日傍晚在姐姐家中离世，享年七十三岁。

1954年2月9日，罗德兹主教迪布瓦（Mgr. Dubois）在当地主教座堂为其主持葬礼，遵照他生前遗愿，遗体安葬于家乡康布拉泽特公墓，终结了跨越中法两国、扎根广西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另外，在他被驱逐离华前，已委任华人黄主教（Mgr Hôang）担任南宁教区署理，黄主教1953年5月15日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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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扫荡报》1940年11月17日的一篇报导：

《他们得到了自由——记南宁天主教堂难民收容所》

本报记者 麦浪

我到南宁那天，就听说这一年来唯一生活在南宁城中的是明德街一群难民。而首先引人注目的，也是天主教堂门口，那用红底黑字贴着“重见天日”这四个含蓄着无限隐痛的话语。第二天就去访问教堂的主人，司阍者告诉我法国主教和一位神父已经出去了，非等半天不能回来；另一位神父因为年逾古稀，目盲耳聋，不再做事。他说，如果是想知道一点关于难民在这一年来的生活的话，可以去问“曹先生”，因为难民收容所的管理者便是他。

所谓“曹先生”，原来就是一位十足淳朴的老者。年逾花甲，可是还很有精神，体力也颇健壮，就是举止稍感迟钝。他十几岁就受天主教的洗礼，并且在教堂里做事。因此养成了一种十分诚实、热诚、谦虚而感人的心性。他不干应酬，自然也不长于辞令。对人态度好像永远怀着“对不起”的神情似的。

他说：敌军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占领南宁，大部到二十八日才来。当时教堂里想收容一些难民，可是早已挤满了七八百，还有接踵请求者。敌军看得眼热，便于二十八日下午一时来一道命令，谓教堂里是否有足够维持三个月的粮食，如果不到，便不能收容。两点钟又来一道命令，干脆不能收容，并且通告所有难民，须于次晨开钟后到西门集中疏散，远者枪毙。难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放声恸哭，哀求教主悉数予以收容。沈教主被他们包围起来，有的跪着，有的躺着，惨不忍言。主教曾向敌军要求过好几次，但每次都被拒绝。第二天清晨，钟声一响，他们便被押着赶到西门。沿途哭声，震撼了整个南宁城！

可是有许多人都大着胆子藏了起来。后来敌军来调查时，看见了大发雷霆，非全数用机关枪扫死不休。沈教主只得作最后一次要求，保证决不妨害“皇军”的治安，才得没事。这便是所收容下来的一百八十个小孩和一百八十个老弱的人。可是隔几天敌人总要来查看一次。第一次来了一个特务机关的日本兵，他来势汹汹，气焰逼人，咆哮着说中国人都该杀得一个也不留！他看了难民以后，在纸头上问我：有军人？我写着：无军人。他指出一个强壮的汉子，瞪着眼睛写：似军人！我急忙回他：是商人。他又问：有政治人？我写着：有难民。他再写：有新闻记者？我答说：无新闻记者。还不相信：通通是难民？我照样写着：通通是难民。他很生气说：你不老实！我很和气说：我很诚实。他怒跳起来，拍着桌子，悻悻而去。以后便把明德街两出口处用木板遮了起来，并且架了铁丝网，断绝我们的对外交通。从此，我们便被封锁起来了，像青蛙掉在古井里，井底窥天，不可终日！

他说这段话时，再加上那忠厚诚实而又缓慢的表情，在我的记忆中，终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接着说：敌人的特务机关只发给教堂里六张通行证，一张是沈主教的，五张是五位加拿大的姑娘的（按即女修士）。因为本堂还有两个分堂，一个在明伦里，一个在南国街，都各收容了五十个难民。主教每天都想去一趟，但在几次的要求之后，才准每星期出来一次。并且由本堂到明伦里或到南国街，都由敌人指定一定的街道，如果瞎走或是行走时停下来左右观望一下，都有被流弹射杀的可能。

我们每星期只能到新圩去买一次菜。我们这里借得了一辆小汽车，领得了牌照后，便用它来代步。可是开车的必须是日本人，此外还有日本兵在车上监视着，去买菜的，只准一人，并须事前开列菜名。车要走一定的路线，否则即被地雷炸毁！这是他们的警告！

在南宁刚失陷时，堂里存有十余万斤谷，后来又设法买了十几万斤。这样就维持我们生活到现在。难民有可以维持生活的自行维持，无法维持的由教堂供给。有一个时期，我们吃了敌人不少的米粮。那是今年一月间的事，我们常常看见有几个很像中国人的炊事兵，挑着箩筐把剩饭倾倒在河里。这是敌军所剩下的饭，命令他们这样做的。以后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只把饭倒在河边就算了，大概是他们不忍心过分糟蹋粮食，所以便留下来做野鸟的食粮。有一次经过我们路口，我偷偷地喊他们到面前，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宾阳打仗时被俘虏来的四川兵。我交给他们几个筐子，请他们把每次的剩饭倒到筐子里，我们拿回来充饥。

他的言语从未加以修饰，他常只讲了一半，其他的一半便靠他那真切的表情加以阐扬。当他知道了对方已经明白了时，他就开怀大笑了。

难民们的生活很单纯，每日除吃饭睡觉外，就是听讲道或者读书唱歌。我们请了一位教师教那些成人认字，姑娘们便教他们唱歌。生活除却愁苦外，还算安宁。不过，因为营养不足，生病的人很不少，好在教堂有一个诊所，事前也买了很多药品。

现在，国军回来了，我们得以重见天日，真是幸福。这些难民已经有一百多户人家自行返乡，其余等房子修理好了，也可以陆续遣散。

日本兵是在十月九日早晨六时左右退走的。那天清早，我扳开了几块瓦片，探出一个头，沿着邕江南岸，发觉浮桥已经没有了。我于是下来，跑到主教那里，在胸前画了十字，我告诉他：我们恢复自由了！难民发疯似地狂跳着，从木板缝向外窥探，厚重的铁丝网前已经没有鬼子兵了。

他说这话时，眼眶里还振奋地洒了两颗泪珠。

当我问他这位主教和两位神父的名字时，他拿起铅笔，架起已经断了一根镜腿的眼镜，用力地写着。

主教：沈士杰，六十岁，在中国三十八年。神父：彭钧益，六十六岁，在中国四十年。神父：唐定球，六十七岁，在中国四十一年。均法国人。

我说：你呢？

他擦着眼睛望我，一会儿，又提起铅笔在另外一张纸上，用力写着：曹南山，六十一岁，象县人。

这使我想起了他和敌兵用纸笔对话的神情。新添上去的是他所盼望的恢复自由了：兴奋。

（十一月九日寄自南宁）

本文参考：【1】WIKI百科“沈士杰”词条；【2】庾新顺，梁宝渭编著《日军侵桂暴行证人证言录》p61-62；【3】黄德俊主编《桂西文史录 第1卷》p170-177“蒙力力：天主教、基督教在武鸣”。【4】https://catholic-hierarchy.org/bishop/balbo.html；【5】https://irfa.paris/missionnaire/2756-albouy-pau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