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宁孔庙曾在今中山路步行街?(4)

    另据清代刊行的《金石汇目分编·卷二十》《寰寓访碑录·卷九》《捃古录·卷十五》《金石后录·卷六》《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卷六》等碑帖书籍记录，当时邓容撰写的“邕州学记”共有两篇，一篇为南宋淳祐八年（1248）撰写的《邕州建学记》，由赵立手书。另一篇则是上文的《邕州重建儒学记》，撰写于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

    目前笔者不确定这两篇是各自独立的篇目，还是同一篇文章的不同名称。因为按《（民国）邕宁县志·职官二》记载，邓容 、赵立、梁应龙三人均是淳祐十年（1250）才来邕州任职，邓容任通判，赵立主管机宜文字，梁应龙任教授。淳祐八年（1248）时此三人均未在邕州任职。

    但按《邕州重建儒学记》所言，南宁孔庙重建动工于1249年初冬，完成于1251年春。如果邓容 、赵立、梁应龙是1250年才来邕州任职，就明显晚于南宁孔庙动工兴建的时间。正常来说，孔庙应在动工前完成布局构思与设计。而梁应龙对南宁孔庙的礼制布局到施工建设，几乎全权负责，全程监督。《邕州重建儒学记》称“官舍、学舍辽隔，惟先生（指梁应龙）不惮勤劳，虽寒风淫雨，必晨往暮归，如理家然。”（白话文：虽然官邸和孔庙相距较远，但先生依然不辞劳苦。不管是冬日的寒风凛冽，还是夏日的大雨连绵，必定早出晚归，将工地当成了自己的家。）从“建武军图”绘制的官厅位置来看，梁应龙所在的教授厅应在南门正街内（今中山路步行街南端）。每天梁应龙都要从中山路的官邸步行前往民生路的孔庙施工现场去监督。

所以笔者认为，邓容、赵立、梁应龙三人在邕州任职的时间，应早于《（民国）邕宁县志·职官二》记载的淳熙十年（1250），最迟也应在淳熙九年（1249）初便到任邕州。哪怕是1248年（淳熙八年）到任也是可能的。不然邓容与梁应龙如何赶得上1249年初冬的孔庙重建工作？故此，笔者推测淳祐八年（1248）的《邕州建学记》，应是邓容考察南宁孔庙的现状后所写。并且也正因这次考察，推动了南宁孔庙的重建工作，引发了梁应龙对孔庙设计的思考，于1249年初冬正式动工兴建。

    赵淇，字元德，今湖南衡阳人，曾官至南宋刑部侍郎、右文殿修撰。南宋灭亡后便归附元廷，于至元十五年（1278）授予湖南道宣慰使，广东宣抚使等职，1307年去世。赵淇所写的《邕州路重修儒学大成殿记》埋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元大德六年（1302）八月，南宁孔庙大成殿在一场台风雨中遭受破坏，翌年（1303）动工重修，并于当年八月落成。而此次重修也牵扯出了上一次重修大成殿的事情，“邕故有学，其大成殿建自宋辛亥，至是朽坏滋甚。”这句话中的“自宋辛亥”，对应的便是《邕州重建儒学记》中“（南宁孔庙重建）经始于己酉（1249）之冬初，告成于辛亥（1251）之春季，始末三年”里的“辛亥之春季”。从1249年落成至1302年被台风所毁，梁应龙所建的大成殿在邕州屹立了53年之久。

    乐公明，今湖南宁远人，南宋淳熙八年（1181）进士，精通经史，以清廉正直著称。其子乐雷发为南宋特科状元。《舆地纪胜》一书对邕州的记述，多引用自《建武志》，这让我们看到了《永乐大典》之外，更多关于《建武志》的内容，同时也说明了《建武志》成书远早于《舆地纪胜》。《舆地纪胜》编修于1221年，成书于1227年，所以《建武志》成书早于1221年。再结合乐公明所生活的时代，笔者推测《建武志》应成书于1210~1220年之间。

    如果读者足够细心和了解，你会发现《永乐大典》所引用《建武志》的内容，最晚至南宋淳熙九年（1249），换句话说，《建武志》应是淳熙九年（1249）之后编纂的。

    为什么《舆地纪胜》会和《永乐大典》的辑佚出现矛盾？原因很简单，就像《南宁府志》分有嘉靖版、康熙版、乾隆版一样，南宋编修的《建武志》按时间先后顺序也应有不同的版本。关于这一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钟翀在研究《永乐大典》收录的“建武军图”时就曾发现，《永乐大典·南宁府志》中引用的宋代南宁志书就有《邕州志》《重修邕州志》《建武志》《重修建武志》4类，并因此认为《建武志》与《重修建武志》是“同书异名”。如果钟翀教授关注到《舆地纪胜》的话，他就知道这并非“同书异名”，而是地方志书每隔二三十年就会进行的重订或重修，所以才会有《重修建武志》一名。

   故此，笔者认为《舆地纪胜》所引用的《建武志》应为南宋嘉定版（1208~1224），该版正好符合乐公明在官场任职并为其作序的时间下限。而《永乐大典·南宁府志》所引用的《建武志》，部分是南宋淳祐版（1241~1252），两版《建武志》时间相差30多年，符合古代地方修志的时间间隔长度。

   “贡”的本义是指地方向中央进献财物，是古代地方敬仰、臣服中央的象征，此后逐渐演化出了“贡士”一称，即向朝廷举荐有才干的人。“贡院”顾名思义就是给朝廷举荐人才的地方。隋唐创设科举制后，贡院就成为科举考试的场地，也是众多学子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地方。同时科考对于边疆州郡的人们来说，也起到笼络地方和强化中央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的文教水平。

    贡院在宋代是地方政府的科考之所，又称“闱场”或“棘闱”，即插满荆棘以防止作弊与翻越的围墙。

南宋后期的邕州《建武军图》中，赫然标注出了“贡院”

    《金石汇目分编·卷十八》《金石后录·卷六》《捃古录·卷十四》清光绪十年（1884）刊行的《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卷六》，以及《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收录的清嘉庆七年（1800）刻本《寰宇访碑录·卷九》，均收录有《邕州新建贡院记》一文（亦有记载为《广西临桂、邕州新建贡院记》）。上述的碑帖书籍记录，该贡院记为“林子蒙撰，林会行书。绍熙元年十月”。绍熙为南宋光宗的年号，从1190年至1194年。绍熙元年就是1190年。

    林子蒙，字亨仲，今福建泉州人。明代刊刻的《闽书·八十一卷》记载其为南宋淳熙五年（1178）戊戌科泉州府晋江县进士。清代四库全书收藏的《桂胜·卷二》和清光绪十八年的《临桂县志·卷八》就收录有陈谠在桂林“历览曾公、栖霞、弹子诸岩洞”游山践行的题刻，作为陪游的林子蒙，名字赫然在列，落款时间为“淳熙乙巳正月中浣”。淳熙为南宋孝宗的年号，时间从1174年至1189年，“乙巳”为淳熙十二年（1185）的干支。结合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漳州府志·卷九》记载林子蒙为淳熙十二年（1185）出任教授，就对应上了林子蒙陪同陈谠游历桂林的事迹。说明林子蒙考中进士后，从淳熙十二年至绍熙元年（1185~1190）在广南西路任教授一职，掌管教育事业。与撰写《邕州新建贡院记》一文的身份相符，也确实只有掌管教育的官员，才有资格兴建贡院，并撰写相关的碑文，进一步坐实了《邕州新建贡院记》的真实性。

    而关于林会的信息则很少，估计其官职也与上文的赵立一样，主管机宜文字。

南宋后期的邕州“宣化县图”中，赫然画出了“贡院”的布局

    同时，《永乐大典·南宁府志》上所收录的“建武军图”和“宣化县图”上也出现了“贡院”。并且“宣化县图”还直接画出了贡院的布局。这些更进一步证实了南宁早在南宋时期便建有用于科举考试的“贡院”。这也是除宋代静江府贡院外，广西第二个明确有贡院的地方。其将南宁古代教育考场的历史，从明清提前到了南宋。

邕州贡院的确定，将会串联起后世南宁的科举考试，形成“宋代贡院—明代考棚—清代试院”的科考承传关系。关于这段科考承传史，未来笔者会以独立篇章讲述。

    邓容在撰写《邕州重建儒学记》时，曾言“谂诸故老，咸曰：当时郡侯谢公明之急于改张，前后左右俱失其伦，规模体制犹未尽善。”（白话文：询问南宁当地的老街坊，他们都说，当时州长谢明之急于改变现状，使得文庙前后左右的布局皆不符合要求，整体的等级与数量都还不够好。）当时我一直不明白，谢明之为何急于迁建南宁孔庙，以至于南宁孔庙的布局都出现了严重偏差。是急于退休？还是急于出政绩？但在明白邕州贡院的布局与建设后，谢明之当初的着急，答案也许就隐藏于其中。

在宋代，文庙、贡院、州署占据着城市的核心区位，并由此形成行政处理（州署）、文礼教化（文庙）、选举人才（贡院）的三大核心功能，并进一步强化左庙右学，中轴对称的标准布局，以及城市的秩序。三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礼仪联动。

南宋后期，邕州的公署、庙学、贡院三方已形成文教核心区

    南宋绍熙元年（1190）十月，随着邕州贡院的建成。南宁迎来了一波文教事业的发展高峰期，这迫使南宁孔庙要做出调整。但直至谢明之就职邕州，才带来真正的改变。为配合贡院的选址与布局，南宁孔庙最终落定在五花岭上，与邕州贡院、邕州公署形成三角平衡的结构布局。但因事出匆忙，谢明之未能对南宁孔庙的建筑格局做出调整。直至20多年后梁应龙的到任，才算是改变了局面。

码字写到头秃~排版累到眼花~喜欢就赏杯咖啡，让我原地“满血复活”吧以文会友，以赏相知